这话听着有些刺耳，一时几个人都没有说话。话虽然难听，道理却是这么个道理。没有手下的差役公吏听令办事，就凭几个官员，在地方上能办成什么事情？没有公吏差役捧着，百姓眼里官是什么？
杜中宵又道：“官员在地方，理政为治民，淳风俗为教化，最重无过于此两事。都是官员用各种办法做好这两件事，至于百姓们怎么想，安乐不安乐，其实是不怎么在乎的。秦用法家之术，一统天下后二世而亡，人人皆知其害处。汉承秦制，其实岂止是汉，百代皆行秦政治，方法变了，本质没变。什么是秦政治？就是自上而下，一根棍子从朝堂捅到地方。朝廷力有不逮，才有公吏差役，帮着做事，同时把朝廷下来的官员捧起来。吏有封建，就是朝廷还没有办法，把最后的地方封建破掉。这只是个方法问题，只要朝廷的实力强了，最后的封建也可以破掉。秦时一切以上意为尊，小吏同样可以不封建，役同样可以远处征发。只要不在自己的地盘，他们就是朝廷的一部分，并不妨碍大一统。”
韩绛皱眉：“如此说来，封建是为了省钱？秦二世而亡，亡时强军犹在，财宝堆积如山。”
杜中宵摇了摇头：“说省钱也不对，而是为了省事。天下封建，只要与朝廷比起来，如星月与日光争辉，便不足以威胁到朝廷。哪怕是周，各封国如果没有互相兼并，只是小邦，如何能威胁周室？把封建推到县下面，甚至推到地方势力人家，天下不乱，他们还能翻了天不成？只要稳住他们，朝廷捅下来的这根棍子，就太平无事。这样说，是行秦政治，治理天下是从上而下，而又参用周法，不完全大一统，地方上还有封建在。大户可以传承数百年，把持地方，而又无力对抗朝廷。现在天下内忧外患，这两年好一些了，前几年糜耗钱粮，处处缺钱，搜刮得狠了，乱子不少。外有强敌契丹，党项又乱，再添外患。有识之士各凭智慧，各抒己见，改良朝政的办法。现在看来，大多不靠谱。”
“根本上不变，什么好办法，都无用处。纵救得一时，时间久了，又会成一害。其间核心，无非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钱，第二个字是权，权和钱结合起来，就是封建。为什么这么讲呢？朝廷大一统，如果有朝廷之外的人，既有权又有钱，那就自成一体，朝廷管不到，就成封建了。吏有封建就是如此，地方上的大户有钱，做吏了又有权，虽然被朝廷派来的官员管着，还是封建一方。”
说一个人作风封建，思想封建，是杜中宵所熟悉的。可那时说的封建不是这个词的本意，本质是一个外来词，意思是守旧，家长制一言堂，其实都跟汉语本意的封建关系不大。把社会分层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认识是外来的，不管意识形态，都是把欧洲的历史，当作了惟一的历史认识。其实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不是那个样子，进行一定改造，大多地方可以勉强套进去而已。但大一统传统悠久的中国，套到这个模板里就会处处不适应，看历史别扭，认识现实也会觉得别扭。提出历史唯物的人，当时也说得明白，这是欧洲的历史，遥远的东方是不是如此他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实事求是，不能扭曲历史，不然得出来的认识跟现实天差地远。
封建地主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在大一统后，秦失其政，后来的朝代都退了一步，保留了地方的封建。当然有个过程，从地方豪强，发展到世家贵族，也用了几百年。唐后世家贵族不存，小地主兴起，慢慢再发展成封建一方，也有几百年的时间。宋朝是个转变的时候，小地主的封建刚有苗头，并没有真的成形，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历史阶段，用来指导社会现实会非常可笑。杜中宵学的大部分的政治和历史知识，对于这个时代的改革，本就没有多大用处。但其中的分析方法，特别是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此这些，是非常有用的。其中的不同，是自己身份的转变。不再以人类和历史的大救星，天然的未来代表者这种救世主的眼光，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看世界自然就不一样了。
欧洲的文化，天然带有宗教色彩，无神论同样如此。科学不进步信奉神明，信奉救世主，科学进步了信奉科学教，是他们一贯的传统。这种文化发展出的社会制度，从上而下，必须要不断封圣，圣人不断才能稳定。如若不然，宗教的基础就会崩塌。不管什么主义，欧洲而来的文化都是如此。大一统的制度需要不断出现圣人，要么就教会分散，各地自治，从下到上反过来。
所以欧洲人殖民外地，先考虑的是面对的土著人，是不是人。而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加不会和睦相处。他们把发现的地方称为新大陆，上面的土著不是人，而是可以任意砍伐、驱赶的人外的自然之物。最终发现要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共同生存了，首先困惑的是什么是人，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脱离了欧洲人主导的民界，一个中国人，不会产生那样的困惑。再用那样的眼光，认识世界尚且难以做到，何谈改造世界。杜中宵用了很长的时间，慢慢一步一步从以前定好的封建社会走出来，再来重新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理解以前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