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是西北经略使，范仲淹和韩琦是经略副使，结果打了几年，夏竦回朝，被指为奸邪，甚至石介指着鼻子骂，而两个副使却负天下之望，成了朝政的大救星，让杜中宵想不开而已。这其中的差别更让杜中宵确定了自己对庆历新政的看法，新老交旧，朋比党争，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没有指望的。
庆历党争始于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占上风的不再是吕夷简，而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他们在宰执中占多数，外面又有谏官支持，不管在权力还是舆论上都占有绝对的上风。不过此时的范仲淹也不是当年的范仲淹了，作为旗帜，他个人跟吕夷简的关系早已缓和，对石介等人激化党争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奈何，他根本控制不住局势。
蔡襄、欧阳修、余靖等人，这些哪一个是好相与的？笔似刀，嘴巴一个比一个厉害，被他们针对那还有一个好？这还是王素因为被人举报跟孔道辅有姻亲，外放到了淮南路，不然这些人势力更大。作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子，王素还有跟皇帝的私人关系这一层呢。
把所谓的吕党和范党划分一下，范仲淹旗下的主要是年轻少壮官员，而被他们针对的吕夷简一党则多是老臣，只有王拱辰、张方平等少数青壮。而且范党是主动结党，吕夷简一伙实际并不团结，很多人是被其他人强行捏一块的，他们本人根本没那个意识。便如此时被针对的夏竦，其实与吕夷简不和，他还想着自己应该做宰相呢，根本没想去依附什么人。
西北战事，背锅的是夏竦这个正任经略使，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就是不管皇帝还是大臣，甚至天下百姓，都对前面十年的朝政不满，要实行新老交替了。吕夷简掌政最久，他不出来背锅谁背？西北的战事有夏竦背锅，朝中有吕夷简背，带着责任退出朝政，这才是要开启的朝政新局面。
范仲淹已经渡过了自己的青涩岁月，对此大概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只是他仕途坎坷，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只是个名义的领袖而已。下面欧阳修等人入戏入深，无法自拔，前途实在不乐观。不过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他们政治斗争输了，舆论和历史却赢了。
对这次改革，杜中宵知道两件事。一件是范仲淹等人输了，另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定论，君子党被小人所害，导致朝政因循，失去了改革的契机。这是个两难局面，谁卷进去谁倒霉，杜中宵当然发牢骚。
见杜中宵不住地摇头叹气，苏颂道：“我们不过是州县之职，哪里管得了朝中相公的事，不要在这上面劳心了。你前些日子想兴办些产业，想好了怎么做没有？”
说起这些，杜中宵才又重新振作起来：“大致有些眉目了。营田务这里，我决定还是按着以前的办法来做。不进官庄的自然由他们去，按着编户来管就是。营田这里，官庄的土地划出，庄里一应产业由庄里自己人做主，立为村社。村社管理办法，参考古籍，选出社老，指定人员。凡村社的保政和乡书手，一应作为县衙公吏，发给俸禄，催办钱税，巡视地方，却不管庄里的事。”
苏颂点了点头，听了杜中宵的话只有个大致的概念。村社是古法，听杜中宵的意思，还有些井田制的影子在里面。托古改制，是中国传统改革的正途。当然，实际杜中宵参考的是他前世的集体所有制，这就没有必要向别人解释了。因为从表面看起来，参照典籍，大可以说是先秦时村社的改良。
有营田制这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体，乡村经济，包括一些场务就有了寄托。产权明晰，这是以展经济首先要解决的。确立集体制的村社，首先解决乡村的产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