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事，榜文贴在那里，难道还有假？”
李平安还是有些不信，拉着刘大和朱限出去看榜文，让他们念给自己听。
离着棚子不远的地方，杜中宵和刘几两人漫步在新开出来的田土间，查看着垦田的情况。
看着不远处荒芜杂乱的土地上，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处房屋，刘几对杜中宵道：“你这里让垦田的人聚村而居，一起出工种田，留些菜地与他们，其实颇有井田古意。依现在看来，此法是极好的。怎么那边还留出一些人家，任他们自己开垦土地，还贷农具、种子给他们？聚在庄里，官府管起来多么省事！”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省事么？其实未必。大家在一起耕种，一起收获，收了粮之后再分到各家去，看起来诸般都好。但平日里做工的时候，由什么人来管？最后分的时候，又由什么人来分？更不要说平日里诸般杂活，什么人来督工？初时这些都好说，只几年时间，便就纠纷不断。井田古制，距今何止一两千年，不知多少能人异士觉得此法最公，却无人能够复此古法，可见并不容易。”
古时文人不断提起的井田制，并不是指先秦的奴隶制度，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
农业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后人明白这一点，古人又何尝不明白。从私人的庄园制，到集体经济的井田制，甚至各种乡约合作社的互助形式，甚至是公有制，到宋朝几乎全都有人提出来过，甚至很多都实践过，只是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而已。
杜中宵前世在几十年间，从平均分配土地的小自耕农，到互助合作社，到公有制大公社，再急风骤雨地包产到户，不过是在极短的时间把这些古今中外的土地制度再来一遍。而且现实是，每次惊天动地的改革都只能维持一二十年，接着又不得不改。
除非是从农业社会不断地向工商业社会转化，不然不管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都只能够解决几十年的问题。农业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是这么慢，多一千年的见识，也没有办法。
依着杜中宵前世政治课学来的，这个年代最重要的阶级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不用杜中宵用他千年后的知识来提醒别人，这个年代的读书人，大部分都一清二楚。只不过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轻徭薄赋，抑制土地兼并。一部分人认为国家要从政策上扶持小自耕农，打击土地兼并。还有一部分，则认为应该直接消灭地主阶级，耕者有其田，不耕的不要占有土地。最后一种便是李觏和张载等人的平地法和井田制，从理论到实践他们都在做。
杜中宵比这些人强的，是知道不能只从道理伦理上看待这些问题，而是还要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垦田建立起来这些农庄，实际上是以官府主导的集体经济，同时允许农户有自留地。杜中宵前世这种模式都没有保持多少年，凭什么以为这个时代就能解决农村问题？所以除了这些农庄，杜中宵同样仿照这个年代通常的做法，官方借贷启动资金和生产资料，允许农民射种，就是刘几看到的那些村庄。
为什么这样？因为杜中宵从前世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这样的阶段，不能用一种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包打天下。多种所有制共存，生产关系丰富一点，朝廷就会掌握更多的主动。
见刘几还是有些疑惑，杜中宵道：“通判，以前各州募民垦田，多是借贷种子和农具，免多少年的赋税。然而许多地方人亡政息，一到了收赋税的时候，许多垦田农户便就抛荒离去。我这里不同。免赋税不是关键，最紧要的是借贷。这些农户，一应物资全部都是官府贷给他们，每年交付利息，利息剩余的才是他们种田所得。这种借贷不拘年月，只要他们还在这里种，便就贷给他们，官府只赚利息。”
这才是杜中宵除了官办农庄之外最重要的模式，一应固定资产，全部都由官府作价贷出去。只要在这里种地，便就欠着官府的货款。用贷款拴住生产者，才是杜中宵从前世学来的先进剥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