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道：“若明有钱，官府自然也会发给公吏，就是有官员提出的雇役法——”
杜中宵听了摇头：“不，这可不是雇役法。雇役法是用钱代役，这是把吏员提为官员之一种，也由俸禄养起来。官员是流官，由朝廷派到地方，掌的地方之权。吏员则是本地官员，只有升迁和职务的转换而已，而不必依年限，不必回避。当然，以后做得好了，吏员也可以用招考的办法用人，而不必拘泥于本地人家。真正做事的辅助人员，则由民户轮差。吏员若有贪腐，轮差的人可以向官员举报吏员。”
王安石道：“中丞，恕我直言，这样做只是麻烦，又有什么好处呢？若说防止吏员收受钱财，若是官员不肖，依然会互相勾结。现在地方吏员生事，还不是由有官员默许。”
杜中宵道：“选不出合适的官员，是朝廷的事。最少在制度上，要先假设选出合适的官员，到了地方没有掣肘。若不如此，大多地方，官员到了只是收朝廷赋税，而没有其他作为。”
说到这里，杜中宵喝了一口酒，觉得微醺，道：“其实说到底，官员治理地方，总有好有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能够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吗？其实没有。因为官员代表着朝廷，朝廷利益，与地方利益并不完全重合。完成朝廷所定的任务，还要让百姓生活安乐，有时候是冲突的。哪个重？哪个轻？又要看具体时间，具体地方，面临的具体形势。摊开讲，里面的学问就大了。但朝廷考核官员，总要有个标准。地方上分官、吏、差就是这个意思。官员同时带着朝廷所派和地方父老两个角色，吏员则是单纯地依照官员所吩咐做事的人，只管遵从上面旨意，而不管百姓所想。差役本就是百姓，如果本身受损，可以到官员那里举报。吏对的是官员朝廷所派，完成公吏。差对的是地方父老，不可损坏地方利益。这三者之所以要分开，说到底，其实是因为官员本身在地方扮演两个角色。”
王安石摇了摇头，喝了杯酒，没有说话。显然杜中宵的这些话，他并不太赞成。
杜中宵道：“我们生于人世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矛盾的。把矛盾放在官员的身上，因为他们的待遇最高，权力最大，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吏与差，只是两个角色延伸出来而已。”
王安石想了想，道：“中丞这话说的在理。世间事，许多都不能简单地分对与错，官员理政，当然也是如此。有时候朝廷明令，明知道对地方不好，也不得不如此做。有的时候短期是有害处，但对于长远却有更大的好处。其间分寸拿捏，不是易事。”
杜中宵道：“我说这些，其实是要讲明白，朝廷治天下之难，官员为政之难。一二十年间，我们可以对官员有一个印象，这个官员如何，那个官员如何。但是，官员做事的时候，有时候能分出对错，有时候却又说不明白。因为官员本身，带着朝廷和地方的两个角色，其间分寸拿捏人人不同，许多做法一时也分不出来。地方分官、吏、差，本就是为制度上对官员身份的分离。”
见王安石有些不以为然，杜中宵道：“介甫为官数地，所历官职不多，现在还难理解。不如这样说吧，天下有治乱，何为治？何为乱？看对外战事胜败，看天下钱粮，看百姓安乐，都有道理，但单独拿出来总有不对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都是一部分。真要看治乱，我想来想去，不如把天下统合起来，看成一个人，类似于一个人的样子来看。这个人若是健康成长，便是治。若是疲病衰弱，便是乱。”
王安石笑道：“中丞如此说法，倒是以前没有听过。”
杜中宵道：“天下仁哲之士，总是希望总结出一个道理来。依着道理，就是对的，违反道理，就是错的。甚且把这道理化为规矩，便如三纲五常，却不知道理本身就有时候是不对的。便如人，非要穷究的人本性是什么，从而生发出治国理政的规矩，平时生活的规矩。其实说得清吗？说不清楚。治国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哪有那么多规矩！圣人言大同，什么是大同？无争而已。具体再说下去，就都不合适。真正有道理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样子，许多人聚在一起又是一个样子。对理政，最重要的人是掌握住许多人聚在一起，而成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王安石听了，一时怔住。他没有想到最后杜中宵会这样讲，超出意料。
说完这些话，杜中宵饮了一杯酒，再不说话。他不知道王安石能不能理解，会理解成什么样子，反正自己想说的话，已经说出来了。
自登进士第，十几年纷纷扰扰，杜中宵一直在想，自己在这个年代到度要做到什么。到了最后，却发现大理论，实际自己做不来。前世学的各种主义和理论，其实都是对应社会现实。学的时候，告诉你是万世不易之真理，但真的就是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