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走了，季婷婷走了，都红在医院里。推拿中心一下子少了三个，明显地“空”了。原来“空”是一个这么具体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感受到它，就一个字：空。
稍稍安静下来，沙复明请来了一位装修工，给休息区的房门装上了门吸。现在，只要有人推开房门，推到底，人们就能听见门吸有力而又有效的声响。那是嗒的一声，房门吸在了墙墙壁上，叫人分外的放心。
叫人放心的声音却又是歹毒的，它一直在暗示一样东西，那就是都红的大拇指。响一次，暗示一次。听得人都揪心。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根大拇指。那是都红的大拇指。那是一分为二的大拇指。现在，一分为二的大拇指替代了所有的内容，顽固地盘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都格外的小心了，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推拿中心依然是死气沉沉。
沙复明一改往日的做派，动不动就要走到休息区的门口，站住了。他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把玩休息区的房门。他扶着房门，一遍又一遍地把房门从门吸上拉下来，再推上去，再拉下来，再推上去。死气沉沉的推拿中心就这样响起了门吸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
门吸的声音被沙复明弄得很烦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主要还是不忍。沙复明在暗恋都红，这已经不是秘密。他一定后悔死了，早就有人给沙复明提起过，希望在休息区的大门上安一个门吸，沙复明嘴上说好，却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一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没有人会追究他，但不等于沙复明不会追究他自己。他只有一遍又一遍地把房门从门吸上拉下来，再推上去。嗒。嗒。嗒。嗒。嗒。嗒。
沙复明后悔啊，肠子都悔烂了。真的是肝肠寸断。他后悔的不只是没有安装门吸，他的后悔大了。说什么他也该和他的员工签订一份工作合同的。他就是没有签。他一个都没有签。
严格地说，盲人即使走向社会了，即使“自食其力”了，盲人依然不是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盲人没有组织。没有社团。没有保险。没有合同。一句话，盲人压根儿就没有和这个社会构成真正有效的社会关系。即使结了婚，也只是娶回一个盲人，或者说，嫁给了一个盲人。这是一个量的积累，而不是一个质的变迁。盲人和这个社会一点没有关系么？也有。那就是每个月从民政部门领到一百元人民币的补助。一百元人民币，这是一个社会为了让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安稳所做出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不在帮助，而是让自己理直气壮地遗忘。——盲人，残疾人，终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是，生活不是象征。生活是真的，它是由年、月、日构成的，它是由小时、分钟和秒构成的。没有一秒钟可以省略过去。在每一秒钟里，生活都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自”食其力。
盲人是黑户。每一个盲人都是黑户。连沙复明自己都是。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络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这就决定了盲人的一生是一场赌，只能是一场赌，必然是一场赌。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足以让你的一生输得精光。
沙复明丢下休息区的房门，一个人来到了推拿中心的大门口，拼了命地眨巴他的眼睛。他向天上看，他向地下看。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盲人没有天，没有地。所以天不灵，所以地不应。
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完全可以在他的推拿中心里头建立一个小区域的社会。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义务。他完全可以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和他们签署一份合同的。一旦有了合同，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员工们去购买一份保险。这样，他的员工和“社会”就有了关联，就再也不是一个黑户了。他的员工就是“人”了。
关于工作合同，沙复明不是没有想过，在上海的时候就想过了，他十分渴望和他的老板签订一份工作合同。大伙儿就窝在宿舍里头，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意出面。这件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征，人们不太情愿为一个团体出头。这毛病在盲人的身上进一步放大了，反过来却成了一个黄金原则：凭什么是我？中国人还有中国人另外的一个特征，侥幸心重。这毛病在盲人的身上一样被放大了，反过来也成了另一个黄金原则：飞来的横祸不会落在我的头上的。不会吧，凭什么是我呢？
工作合同的重要性沙复明是知道的。没有合同，他不安全。没有合同，往粗俗里说，他就是一条野狗，生死由命的。命是什么，沙复明不知道。沙复明就知道它厉害，它的魔力令人毛骨悚然。但沙复明因为工作合同的问题终于生气了，他在生同伴们的气。他们合起伙来夸他“聪明”，夸他“能干”，其实是拿他当二百五了。沙复明不想做这个二百五。你们都不出面，凭什么让我到老板的面前做这个冤大头？工作合同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沙复明毕竟也是盲人，他的侥幸心和别人一样重：你们没有工作合同，你们都好好的，我怎么就不能好好的？为此，沙复明后来悄悄打听了一下，其他的推拿中心也都没有合同。沙复明于是知道了，不签合同，差不多成了所有盲人推拿中心的潜规则。
在筹建“沙宗琪推拿中心”的过程中，沙复明立下了重愿，他一定要打破这个丑陋的潜规则。无论如何，他要和每一个员工规规矩矩地签上一份工作合同。他的推拿中心再小，他也要把它变成一个现代企业，他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上体现出现在企业的人性化。管理上他会严格，但是，员工的基本利益，必须给予最充分的保证。
奇怪的事情就在沙复明当上老板之后发生了。并不是哪一天发生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前来应聘的员工没有一个人和他商谈合同的事宜。他们没提，沙复明也就没有主动过问。逻辑似乎是这样的，老板能给一份工作，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还要合同做什么？沙复明想过这件事情的，想过来想过去，还是盲人胆怯；还是盲人抹不开面子；还是盲人太容易感恩。谢天谢地，老板都给了工作了，怎么能让老板签合同？盲人是极其容易感恩的。盲人的一生承受不了多大的恩泽，但盲人的眼睛一瞎就匆匆忙忙学会了感恩。盲人的眼里没有目光，泪水可是不少。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前来应聘的员工都没有提及工作合同，那就不签了吧。相反，沙复明在推拿中心的规章制度上做足了文章。这一来事情倒简单了，所有的员工和推拿中心唯一的关系就是规章制度。在推拿中心所有的规章制度里面，员工只有义务，只有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没有权利。他们不在乎权利。盲人真是一群“特殊”的人，无论时代怎样地变迁，他们的内心一直是古老的，原始的，洪荒的，也许还是亘古不变的。既然整个社会都没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给予保障和帮助的组织与机构，那么，他们反过来就必须抱定一个东西，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它：命。命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存在，一个巨大的、覆盖的、操纵的、决定性的、也许还是无微不至的存在。像亲爱的危险，一不小心你的门牙就撞上它了。关于命，该怎么应对它呢？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一个字：认。嗨——，认了吧，认了。
但“认”是有前提的，你必须拥有一颗刚勇并坚韧的侥幸心。你必须学会用侥幸的心去面对一切，并使这颗侥幸的心融化开来，灌注到骨髓里去。咚——咚，咚——咚。它们铿锵有力。一个看不见“云”的人是不用惦记哪一块“云”底下有雨的。有雨也好，没雨也好。认了。我认了。
后来的事情就变得有些顺理成章了。在沙复明和张宗琪最为亲密的时候，他们盘坐在床上，两个几乎是无话不谈的。两个年轻的老板如沐春风。他们的谈话却从来没有涉及过员工们的工作合同。有几次沙复明的话就在嘴边了，鬼使神差的，咽下去了。张宗琪那么精明的一个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不会不知道。他一定也咽下去了。咽下去，这是盲人最大的天赋。做老板，可以咽下去许多；做员工，一样可以咽下去许多。盲人总有第一流的吞咽功夫，因为盲人具有举世无双的消化功能。
后来的情形有趣了，也古怪了。工作合同的话题谁也不提。工作合同反而成了沙复明、张宗琪和所有员工面前的一口井，每一个人都十分自觉地、不约而同把它绕过去了。沙复明既没有高兴也没有失望。说到底，又有哪一个老板喜欢和员工签合同呢？没有合同最好了，所有的问题都在老板的嘴里。老板说“yes”，就是“是”，老板说“no”，就是“不”。只有权力，不涉其余，这个老板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完全可以借用一个时髦的说法：“爽歪歪”。
命运却出手了。命运露出了它带刺的身影，一出现就叫人毛骨悚然。它用不留痕迹的手掌把推拿中心的每个人都摸了一个遍，然后，歪着嘴，挑中了都红。它的双手摁住了都红的后背，咚的一声，它把都红推到了井里。
都红在井里。这个井刚好可以容纳都红的身躯。她现在就在井里。沙复明甚至没有听到井里的动静。沙复明没有听到任何挣扎性的努力。事实上，被命运选中的人是挣扎不了的。沙复明已近乎窒息。比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还要透不过气来。井水把一切都隐藏起来了，它的深度决定了阴森的程度。可怜的都红。宝贝。我的小妹妹。如果能够救她，他沙复明愿意把井挖掉。可是，怎么挖？怎么挖？
单相思是苦的，纠缠的，锐利的。而事实上，有时候又不是这样。在都红受伤之前，沙复明每一次思念都红的时候往往又不苦，只有纠缠。他能感受到自己的柔软，还有猝不及防的温情。这柔软和温情让沙复明舒服。谁说这不是恋爱呢？——他的心像晒了太阳。在太阳的底下，暖和和，懒洋洋。有一次沙复明都把都红的名字拆解开来了，一个字一个字地想。“都”是所有的意思，全部的意思，而“红”则是一种颜色，据说是太阳的色彩。如此说来，都红的名字就成了一种全面的红，彻底的红。她是太阳。远，也近。沙复明没见过太阳，但是，对太阳终究是敏锐的。在冬天，沙复明最喜爱的事情就是晒太阳，朝阳的半个身体暖和和，懒洋洋。
可太阳落山了。它掉在了井里。沙复明不知道他的太阳还有没有升起的那一天。他知道自己站在了阴影里，身边是高楼风。高楼风把他的头发撩起来了，在健全人的眼里纷乱如麻。
如果没有“羊肉事件”，如果没有“分手”的前提，沙复明也许能够和张宗琪商量一下，把都红的事情放到桌面上来，给都红“补”一份合同，给都红“补”一份赔偿。这些也许是可以的。
即使有了“羊肉事件”，即使有了“分手”的前提，只要沙复明没有单恋都红，沙复明只要把都红的事情放到桌面上来，为都红争取到一份补偿，同样是可以的。
现在不行了。撇开沙复明和张宗琪的关系不说，沙复明和都红如此的暧昧，沙复明的动议只能是徇私情。他说不出口；他说了也没有用。
沙复明问自己，你为什么要爱？你为什么要单相思？你为什么要迷恋该死的“美”？你的心为什么就放不下那只“手”？爱是不道德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候。
他对不起都红。作为一个男人，他对不起她；作为一个老板，他一样对不起她。他连最后的一点帮助都无能为力。他一心要当老板，当上了。可“老板”的意义又在哪里？沙复明陷入了无边的痛苦。
——如果受伤的不是都红呢？——如果受伤的人不是这样“美”呢？如果受伤的人没有一双天花乱坠的手呢？他沙复明还会这样痛苦么？这么一想沙复明就感到天灵盖上冒出了一缕游丝，他的魂差一点就出窍了。
不敢往下想了，沙复明就点烟。一支一支地点。香烟被沙复明吸进去了，又被沙复明吐出来了。可沙复明总觉得吸进去的香烟没有被他吐出来。他吐不出来。全部积郁在胸口，还有胃里。烟雾在他的体内盘旋，最终变成了一块石头，堵在了沙复明的体内。他的胃疼啊。所有的疼都堵在了那里，结结实实。沙复明第一次感到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就坐了下来。得到医院去看看了。等这一阵子忙过去，沙复明说什么也要到医院去看看了。
说起医院，这又是沙复明的一个心病了。他怎么就那么害怕医院呢？可是，谁又不怕呢？医院太贵了。打个喷嚏，进去一趟就是三四百。其实，贵还在其次了。沙复明真正害怕的还是“看病”本身。尤其是大医院。撇开预约的检查项目不说，排着队挂号，排着队就诊，排着队付款，排着队检查，排着队再就诊，排着队再付款，最后，还得排着队取药，没有大半天你根本回不来。沙复明每次看病都会想起一个成语，盲人摸象。医院真的是一个大象，它的身体是一个迷宫。你就转吧。对沙复明来说，医院不只是大象，迷宫，还是立体几何。沙复明永远也弄不清这个几何形体里的点、线、面、角。它们错综，复杂，不适合医疗，只适合探险。
过几天一定要去。沙复明发誓了。沙复明的嘴角翘了上去，似乎是笑了。在看病这个问题上，他是发誓的专家，他发过多少誓了？没有一次有用。他发誓不是因为意志坚定，相反，是因为疼。一疼，他无声的誓言就出来了。不疼了呢？不疼了誓言就是一个屁。对屁还能有什么要求，放了就是。
王大夫咳嗽了一声，推开大门，出来了。他似乎知道沙复明站在这里，就站在了沙复明的身边。一言不发，却不停地扳他的响指。他的响指在沙复明的耳朵里是意味深长的，似乎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王大夫想说什么，却又欲言又止。
沙复明也咳嗽了一声，这一声是什么意思呢，沙复明其实也没有想好。沙复明只是想发出一些声音，可以做开头，也可以做结尾。都可以。
王大夫很快就注意到了，沙复明的身上有一股很不好的气味。这气味表明沙复明好几天没有洗澡了。沙复明的确有好几天没洗澡了，说到底还是宿舍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总共就一个热水器，十几个人一定要排着队伍才能轮得上。胃疼是很消耗人的，沙复明疲惫得厉害，成天都觉得累，一回到宿舍就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就再也不想爬起来。他能闻到自己身上糟糕的体气，却真的没有力气去洗一个热水澡。
“复明啊，”王大夫突然说，“还好吧？”这句话空洞了，等于什么也没说。不过，沙复明显然注意到了，到推拿中心这么些日子了，王大夫第一次没有叫沙复明“老板”。他叫了他的老同学一声“复明”。
“还好。”沙复明说，“还好吧。”这句话一样的空洞，是空洞的一个回声。
王大夫说完了“还好吧”就不再吭声了。他把手伸进了怀里，在那里抚摸。伤口真的是好了，痒得出奇。沙复明又不敢用指甲挠，只能用指尖轻轻地摸。沙复明也不吭声。但沙复明始终有一个直觉，王大夫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自己说。就在他的嘴里。
“复明啊，”王大夫最终还是憋足了劲，说话了。王大夫说，“听兄弟一句，你就别念叨了。别想它了，啊，没用的。”
这句话还是空的。“别念叨”什么？“别想”什么？又是“什么”没用？不过，也就是一秒钟，沙复明明白了。王大夫指的是都红。沙复明万万没有想到王大夫这样直接。是老兄老弟才会有的直接。沙复明当然知道“没用”，但是，自己知道是一码事，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沙复明没答腔，却静静地恼羞成怒了。他的心被撕了一下，一下子就裂开了。沙复明沉默了好大的一会儿，平息下来。他不想在老同学的面前装糊涂。沙复明问：“大伙儿都知道了吧？”
“都是瞎子，”王大夫慢悠悠地说，“谁还看不见？”
第二十章 沙复明、王大夫和小孔(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