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网络上问及年轻人们, “你对民国所受的苦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侵略、屠杀、饥荒和内战”。
这段岁月留给我们的创痕太深, 以至于很多后来人连揭开它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揭开就是一篇又一篇的血泪, 我们难以置信在不足百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上, 我们的人民经受了这样残酷的折磨——的确, 在回顾历史的时刻, 天灾和暴行往往令人们印象更为深刻，因此往往忽略了这其中不见硝烟、却更为暴虐的金融罪恶。
——那正是美国在1934年所推出的《白银收购法案》。
被三年后的日军侵华暴行所掩盖，甚至因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形象，而使得人们在并不漫长的八十年中，逐渐淡忘了这场单方面的金融屠杀。我们曾在1930-1933年真正感受到国家的复苏和希望，我们的轻工业蓬勃发展, 我们的现代金融业迎来了温暖的黄金时代。
而所有的一切, 在1934年的夏天被终结了。
如果一定要形象和通俗地打一个比方, 那就是美国人在中国万方多难的时刻, 在她身怀六甲还要勉力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周旋的时刻, 暗出黑拳，猛打怀胎七月的中国。
美国人要用中国的白银, 来滋养自己大萧条后的市场。
对美国的毒手有苦难言, 中国不得不分娩, 她要娩出一个现代币制的新经济体制——尽管所有银行家都明白，现在改革币制是不明智的，因为国际金融环境并不好, 中国的国力也没有达到足够的标准，但剧烈的阵痛之中，孩子只能早产。
——怎么办，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是残疾的。经济是国家的根本，孱弱的币制体系带来的会是一系列的恶果，包括可预见的资本外逃、无规制的纸币泛滥、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后续必然发生的工商业大地震和大萧条。
但如果不生，中国也要陪同死亡。
生下来，还有一线希望。
中国的银行家们只能尽力挽救，这时候就是骂遍罗斯福的祖宗十八代也没用，金求岳在和穆藕初的通信里说：“如果我是罗斯福，我也会同意这个法案，割自己家的韭菜不如割中国的，美国佬不是一向如此吗？自己有难、八方承担，别人有难，他积极点赞。”讲和平主义的时候就是人类灯塔，金融贫血的时候就是国际卫生巾。
穆藕初：“……”虽然话很粗俗但道理的确如此。
现在要做的是专注自身，尽量地让即将诞生的法币健康一些、健壮一些。
这中间所面临的困难太多了，不仅是银根上的捉襟见肘，还有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在困扰着商人们。
金求岳推开金家老宅的祠堂，这里是祠堂的后殿，过去用来祭祀（事实上八竿子打不着的）金家历代名流，还祀带来高贵血脉的善敏贝勒一家。现在善敏和福晋的牌位被挪到前殿去了，高大的后殿不允许外人进入，丁广雄看守着它。
这里有一座真正的金银山。
黑暗里，一线阳光从窗缝里钻进来，把灰尘照得清晰，银币随着人的脚步，发出几不可闻的嗡鸣。它是这样高大，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宝光璀璨，上面是银币，下面是金条。
这里是两千万。
求岳盯着它，有点想笑，石瑛说孔祥熙是山西人，家里要铸金山银山，而这句话给了金总巨大的启发——张嘉璈所言非虚，姜承月听说的也是真的。
金山银山就在此处。
自二月税改之后，求岳就在着意地囤积现银。他对民国恶劣的金融状况虽不深知、但总有个模糊的印象。电视剧拍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电视剧里用银洋，有一些则用纸币，他好奇地问过剧组——为啥两个戏都是民国戏，但是货币不一样？
编剧：“我也搞不清，作者说不知道。”
金总：“……”
道具师倒是非常会讲：“那个电视剧有银洋砸人的镜头嘛，本来也是用纸币，导演说银洋效果好。这个戏有女主角哭着把钱洒向天空的场面，你要撒银洋不就没有那种、哎，飘飘洒洒的镜头了嘛。”
金总：“……”真鸡儿有道理。
——你们到底在拍些什么鬼东西啊！
但无论如何，大家有个模糊的认知，一定在某个时刻，民国的货币变了，从贵金属变成了印钞机刷过的纸。这让金总有些警惕。加之33年的时候宋子文出了个昏招，抗议白银价格太低，购买力太弱——这让蒋校长在购买美军装备的时候肥肠吃亏。
美国婊里婊气，假装为难了一会儿，美滋滋地签了一个抬升白银价格的协议。
那时候金总就骂了一遍宋子文，为了个美国大炮坑中国外贸。不过这种抬升影响不太大，因此大家也就忍了。但金总防患于未然，还是默默地开始收集现银——票据贴现的这半年，现银全部被关进了金家祠堂，账面上则靠贷款和增值利润交割。
有钱在手总是不慌。
穆藕初写信来问他、冯耿光也打电话问他，金总发浑：“我不是财政部长，你也不是，问我干嘛？”
冯六爷怒道：“混账！要是都袖手旁观，靠孔祥熙那无能废物主张，你就坐着等死吧！”
金总卖萌：“说话就说话，干嘛生气呀。”
六爷烦死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金求岳爽快得教人无奈，“六爷，你要是知道怎么办，你会来问我？其实你心里都有数，你也在观望。光靠我们努力有个屁用，孔部长自己不想好好弄，四个神能拖得动一个猪？”
不怕队友不给力，就怕队友太会送。
“总要看看他的诚意吧？”求岳拿起银币，吹出好听的锐响，“这种事嘛就像谈恋爱，谁先主动谁被动，一次倒贴，永远倒贴。”
冯耿光沉默了，过了老半天，恨得牙根儿痒痒：“兔崽子净会说浑话……什么谈恋爱？你给我来上海，你要在我面前，我把你敲一顿。”
金总才不去呢！
和六月份应激性的喧哗不同，银行家们从一开始的群情激愤，变成了沉默而焦虑的关注。
情形比他们预计得更坏。仅两个月间，近3000万巨额的现银排山倒海地向外血崩——来一个参照物，1930年中国经济小春天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只有7亿而已。
到八月的时候，外资银行也动起来了，银价一天比一天看涨，孔祥熙倒也不是完全地吃干饭，火烧屁股地颁布打击白银走私的法条，禁止私自买卖白银，上海严防死守。
但并没有什么用。
条条大路通美国，此路不行绕路走，高达8000万的白银潮水一样奔向上海，又千军万马地倏然向内陆扩散，它们要从日本人控制下的华北、以及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漂洋过海，往美国去。
这些还是被海关和军队拦截下的数据，而据198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一书中所提到的勘核情况，这一年外逃的白银高达2.57亿！
——再比一次，感受一下，国民政府全国财政收入，才7个亿。至于民间资产，到1934年为止，央行、中行、交行三大行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18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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