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他这话，刘文彦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
华夏自立国以来，百姓虽然日子过得依然清苦，但好歹是安定了许多。这其中各地的军事屯驻军功不可没，至少这边地各州原来遍地都是的山匪、盗贼减少了大半，不复过去的混乱状态。
安定地方，是这些屯驻军的主要任务，反而是在真正打仗时，朝廷也很少抽调这些屯垦驻军。这是华夏国控制地方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各地的屯驻军军官虽然挂着地方州尉、县尉的职务，却不受地方官的节制。
上千年以来，在以儒家为核心的官僚体系中，朝廷只管到县一级的行政和司法，地方上的治理则是依靠宗族和乡绅来共同管理，县衙一般只负责协调大的矛盾或争斗。可是华夏国却依靠屯驻军，将治理延伸到了乡村一级。
由地方屯驻军派出的军官，通过控制乡镇一级的地方“弓箭手”和“治安联防队”，成为了华夏朝廷派驻在地方上的代表，从而制约着地方宗族和乡绅们的权力。如此一来，让整个国家都建立在一种军事体制之上，虽然行政效率很高，但也隐含着许多弊端和风险。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华夏国采取了一种较为柔和的缓慢渗透策略，依靠新建的军事屯垦区逐步向南面的山区稳步推进，巩固对地方的统治，这与在西北以军事为主导的策略截然相反。
由于南平军煤铁矿的开采和钢铁厂的开办，再加上嘉陵江和长江航运的日益繁荣，这使得恭州逐渐取代了成都府，成为了川峡四路地方的工业和航运交通中心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剧增，恭州也由州升为府，不过朝廷行文给出的府名为“重庆府”，这让很多人都大为疑惑不解。
恭州属梓州路，设有水军，不过水军大营却设在合州的钓鱼城。
沈深在调任梓州路转运使之后，治所移驻重庆府，并奏请朝廷将水军移驻于重庆府，新建水军火轮船厂。
川峡四路，四周山岭纵横，对外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商贸和运输主要依靠水路。随着轮船的出现，这里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即使是在后世，水路交通运输依然在川峡四路的人员往来特别是货物运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朝廷批准了沈深的请求，只不过同时下达的上谕是刘文彦调回中枢任吏部尚书，沈深接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兼成都知府，刘清由西宁州知州调往西南，任梓州路转运使兼兵马都统制。曹晖任川峡四路水军都统制，并负责重庆府船厂筹备事宜……
朝廷对西南官场新一轮的大调整开始了，不少从兴元太学出身的年青官员开始替代过去遗留下来老的官吏，这预示着华夏国在西南的政策也将会有一种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