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这位刘军医从新加坡医学院毕业后，因受陈嘉庚的影响而参加了援华抗日志愿队。她最初被分到了军区，后因强烈要求上前线，来到了热北抗日支队。在这里，干部战士都叫她刘军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刘军医的名字叫刘玉茹，出身在书香门第，祖籍承德。她的父亲叫刘文礼，是新加坡一所华文中学的校长。别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可刘玉茹从小就像个野小子似的，还进过南洋武术馆学习过武术。
那次在围场，吴一民与杨成龙去参加八路军热北抗日支队成立大会时，得了疟疾病。刘玉茹在给吴一民看病送药的过程中，对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一见钟情，觉得吴一民不同凡响，觉得他眉宇间透着才气，浑身有着一种英雄气慨。后来，吴一民到部队去当政委了，刘玉茹的心也随着他来到了大漠。不知怎么的，吴一民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她的心。在打三道沟大铁桥伏击时，子弹从吴一民的耳边擦过，半拉脸都是血，差一点儿没把刘玉茹吓得哭出声来。这回，她一看吴一民烧成这样，那还能不急嘛！她瞅了一眼警卫员说：“在这站着瞅啥，烧水去，给政委吃药。”
警卫员走了，刘玉茹又伸手在吴一民的额头上摸着说：“你可得注意点儿身体，谁也不是铁打的！你对别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你自己的身体就不是本钱啦？”她的手轻轻地在吴一民的头上抚摸着，像春风拂面一样柔和。吴一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把头向下缩了一下。这时，警卫员提着水壶进屋了，将开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放到炕沿儿上。刘玉茹把药片从药箱子里一样一样地找出来，抬起头，想了想，像是对警卫员又像是对吴一民说：“把这些药服下去，等再吃药时我再来，你们两个大男人闹不好会把药吃错了。”
在刘玉茹军医的悉心照顾下，吴一民的高烧退了下去。刘玉茹还是天天按时来到吴一民的住处，坐在炕沿儿上，眼巴眼望地瞅着吴一民把药吃下去。
吴一民在炕上整整地躺了三天，今天终于可以起炕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桌子旁，心里想着工作报告又耽误了好几天了，得赶快写出来了。可他刚坐在桌子旁拿起笔来，又是一阵咳嗽。刘玉茹一步跨进屋来，上前一步就将钢笔从吴一民的手中夺了过去，生气地说：“你不要命啦！伤寒病刚好，最怕累着，要是复发了谁也救不了你。你这人做事儿真是的，也不想想人家别人的感受。”吴一民见刘玉茹的嘴噘得老高就微笑着说：“刘军医，我不是着急工作报吿的事儿嘛。”刘玉茹白了他一眼，满脸的不高兴说：“人家不是说不让你叫刘军医了嘛！”吴一民故意说：“嗯，不叫刘军医，那我叫啥？”警卫员在旁边偷笑着说：“刘军医说让首长管她叫玉茹，连我都听到了。”刘玉茹回身就打了警卫员一巴掌，红着脸说：“就你多嘴，你这小家伙儿够坏的了。”然后又强迫着吴一民躺在了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