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母亲失踪
成平离开一个月后，再一次坐在回乡的列车上，因为前一天一大早接到大伯的电话，说他母亲不见了。家里人一般起得极早，那个时刻他还在睡觉，睡意朦胧，听了消息后，顿时清醒了，睡意全无，连忙起床收拾，来不及请假，背了包就直奔火车站。
平时成平回家买票不需要提前，回家的列车每天几乎每个时间段都有一次，他坐火车回家就像坐地铁一样方便。
但他忘了现在是春运时期，这个时候人们都提着大包小包急着回家过年。
车站已是人头攒动，售票窗口前面的队伍曲曲折折排得极为冗长。成平一看到那些队伍便感到一阵口干舌燥，醒悟现在是春运时期。他走到队伍末尾，拿出手机拨他母亲的手机号码，一个电子女音在电话里头说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重新拨号还是一样提示关机。他把手机放进口袋，探出身体望了望队伍前面，队伍弯弯曲曲，他看不到售票窗口，拿出手机继续拨他母亲的号码，还是关机，一遍一遍地拨，里面提示关机的声音便一遍一遍地重复，他不厌其烦地拨，手机里面的电子女音也不厌其烦地回应同一句。把手机塞进口袋，他踮起脚望了望前面，队伍似乎又壮大了一些，有人插队。
上了火车，那是整整一天之后的事了。在车上他还是时不时地拨他母亲的号码，同时一边冷静地想办法。到时候报警恐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他想这样的案子警察也感到棘手。他以前经常看到街口小巷里的一些电线杆上或着墙壁上贴的一些寻人启示，上面往往有一张照片，照片下面写着失踪人员的身材穿着和相貌，还有失踪时间以及失踪时所在的大概地址，有的甚至连照片也没有。他往往怀疑这些寻人启示能否起到作用，但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们的作用性，或许它们真的不能帮到自己，但毕竟不失为一个办法。不过想想以上两种方案都是下策，太过被动，同时存在着极高的不确定性，并且根本没有时效性可言，不过转念一想有时也不能忽视这些办法的作用，它们在某种时机下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它们可以作为辅助性的方案。当然最重要、最主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他自己主动去找，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成平在想母亲失踪的原因，可能和父亲的死脱不了干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么，最可能的因素就是他自己，不过他又想不通他又能作为怎样的一个因子促使母亲失踪，按理说他应该是母亲失踪的反面因素才对，母亲没有理由一声不吭离开自己，这样于她于己都没有任何正面性的意义。
成平发现此时的他冷静地有些可怕。可怕并不是说他的冷静能够对某件事情作出什么重要的决定，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实在没有让人冷静的理由。
列车到站，成平背起背包下车，慌忙地往家里跑，突然迎面撞来一个中老年人，居然是大伯，大伯身边还有一位青壮年男子，他一看，居然是三叔。三叔常年在外漂泊，许久没见，第一眼他居然没认出来。成平的父辈是三兄弟，他父亲排老二，三兄弟之间年龄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大伯已经白了一半头发，三叔却还是正当壮年。三叔是奶奶四五十岁怀上的，算是高龄怀孕，听奶奶讲怀三叔的时候十分艰苦，那个时候营养跟不上，三叔差点夭折。三叔晚婚，三十多才成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生了个儿子，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第三年婶婶居然不辞而别，从此再不见人影。三叔一人在外奔波打拼，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七八十岁的奶奶的身上。奶奶年老，一开始大伯不同意，奶奶心疼她最小的儿子，就大声对大伯和成平的父亲说：“你们的崽不也是我养大的，哪一个不是我一包屎一包尿带大的。”大伯就没再说什么。现在奶奶就带着三叔两个已经上了小学的儿女在一起生活，也算上天保佑，带着两个稚嫩孙儿孙女的奶奶身体尚还健朗，还可以为三叔多分担几年。
三叔两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没想到今年他会回来，成平喊了声：“叔。”
没想到三叔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成平啊，叔还指望你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呐，考不上清华北大，你考一个中山大学或者是厦门大学也好啊，我们成家也就你比较会读书啊，全都巴望着你，你怎么说不读就不读啦！”
成平语塞，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好嗫嚅着说：“读了再多……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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