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献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终，一直到死，也没认住几个大字。
朱元章起兵之初，就怀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揽人才，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
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张献忠在刀枪面前，从来没有眨过眼睛，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
在他们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
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赐赏，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左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张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报名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
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这些恪守“三纲五常”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叛贼”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
所以，在大西国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
在四川科举取士，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所以，考过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写写公文。而且考完之后，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
这样一来，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敢再以书生自居。
这些底层出身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流寇的时候如鱼得水。但是一旦从流寇变成了“坐寇”，开始坐天下之后，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历史上的黄巢如是，张献忠也是一样，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缺乏策略。
开朝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战斗，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
由于信不过读书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
史书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是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如在广元，“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
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门，不许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左右邻居是谁，由某人担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家人口，不拘老幼，尽行斩杀。城外入城办事者，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出城时，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则立刻斩首。
与此同时，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装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发现有“讪讽新朝”的人，立刻绑走治罪，以致“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
欧阳直撰《蜀警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女人说他：“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
第二天，这个男子就被捕了。
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掀髯大笑，说：“这是说我（张）家长，李自成家短。没事，是良民，放了吧！”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
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穑，地生之利，未间屯种”。
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开朝，然而，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
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
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帝国”之内强抢。
“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同伴俱斩。”
所打之粮，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在这样的统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拥护这个政权也情有可原。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
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部惯于“以走致敌”。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在进入四川之前，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
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
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则困不住，要追则追不上，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
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不见踪影。
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这是他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户部主事张绍彦说：“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这确实是至理之言。
张的军事优势正在流动，一旦静止下来，由进攻变成防守，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
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在停止流动之后，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
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吒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由于战线越来越长，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一个个又变得强大起来。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齐军从水陆两路同时攻打四川。过于战无不胜来去如风的张军在遇到了气势如虹的齐军先锋，哪怕这些齐军先锋往往都是原来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也依然毫无意外地节节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