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缙彦理解不了他的权宜。
元帅军的军需一直都比较充足，甚至相较于其他任何军队，在军需供应上都不落后。
唯独钱，少。
刘狮子本职工作就是个搞二次分配的，他又不生产财富，只个是财富的搬运工。
说白了就是抢着啥用啥，抢着啥分啥，在没有足够人口的前提下，始终没有能给军队发放足额军饷的贵金属。
过去几万军队在河湟，实物配给政策搞得非常好，可如今大军广布于整个陕西，分驻各府，依然依靠实物供应军需，不是长久之计。
不是供应不上，粮食这东西虽然输送起来路耗大，眼下依靠陕西的征收，问题也不大。
关键还是谁给军队发饷，军队就是谁的。
从去年元帅军拿下陕西分驻各府以来，驻防旅在实质上的控制人，就已经不是刘承宗，而是各个旅帅了。
中枢不给军饷，全靠各旅就食地方，等于把财权让出去，时间长了，出乱子是难免的事。
只是军饷问题，对去年刘承宗来说，刚刚打下西安，时机确实不成熟。
实物配给还能撑一段，万一发了军饷，局势上出现大的变动，后续发不上饷，反而会有更大的问题。
不过到今年，有了来自后金的金银支援，刘承宗若是发军饷，腰杆子就能硬一点。
他说道：“就说说你对发饷的看法，我记得，你是在户部观过政的，能给全军发放足额饷银自然是好事，但发了就不能断，那么白银从何而来？”
说着，他提醒了一句：“若是建议我铸恶钱就算了。”
所谓恶钱，就是不足值的货币。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玩过太多次，属于短期有益，长期崩溃的钱法。
因为提炼技术的缘故，中原自古认足金，汉武帝削藩，削的就是上交黄金不足值的藩王。
铸造恶钱最大的后果，是降低铸币门槛，引发私铸，劣币逐良币，会令钱法崩溃且无法约束。
唐朝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杀头、流放、连坐，根本遏制不住。
而对刘承宗来说，他的经济本来就是崩溃的，建立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如果要引发经济震荡，那他不如依然使用以物易物。
尽管原始，胜在稳定。
好在，张缙彦的建议不是铸钱，他拱手道：“大帅，发放军饷的白银，自然要从赋税中来，卑职以为，帅府之经济，军饷、赋税缺一不可。”
“早前是国中缺金少银，幸得大帅远征辽东，攻城拔寨大获全胜，带回许多金银，我帅府便已有发放足额军饷之基础。”
刘承宗恍然大悟，看着张缙彦笑道：“原来你是盯上了我此次东征的收获。”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只不过，我早将手中白银分发军兵作为赏银，现下入库，只有几千根金条……恐怕你的算盘要落空了。”
“此事卑职知晓。”
张缙彦也笑了，刘承宗东征带回金银不是秘密，早在军队还未回返，从征之兵，人手一斤白银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西安府。
他道：“眼下已经入秋，时值大收，军兵也要花钱，西安府有巨额赋税，很容易将白银收回来。”
“卑职建议，户衙增设太仓银库、军饷司，军饷司于驻军各府设军饷局，各局由户衙派大使一员，府衙、旅衙各遣副使一人，统算赋税与驻军兵粮数额。”
“府衙以下，俱征实物，各自储存，不加火耗于百姓；军饷司统筹兵粮，发给号牌文书，旅下各军依驻地就近至军饷局起运口粮，多余粮草起运府衙仓储。”
“府衙设市，一部分入常平仓，一部分开市以官价售卖，稳定粮价，将白银起运至军府衙门太仓银库，再由户衙支给各旅军饷。”
刘承宗静静倾听片刻，待张缙彦说完，缓缓颔首。
他听明白了，就是给帅府的户衙和知府老爷们来一波史诗加强。
早前议事，刘承宗就打算把州县征收代役银的监管权上升给知府，这会又要让知府截留赋税、开支军饷……刘狮子觉得知府的权力就有点太大了，不合适。
地方主官，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
管理下辖州县，宣教化、裁司法、征税役、察官员，奉行朝廷与三司决议，提调学校，修明祀典，统领户籍、邮递、马政、治安、仓储、水利、交通诸事。
知府在辖区的权力本就接近无限。
但张缙彦的建议，经过刘承宗的考虑，对解决军饷一事，确实可行。
除了延安府。
元帅军各旅驻扎府县，只有延安府的赋税，即使足额征收，也无法覆盖驻军口粮。
更不必说什么剩下的两税粮食，按照市价卖掉能充当军饷了。
陕西各府，耕地面积多在两万至十余万顷之间，即使受灾，依然都维持着九千顷以上的熟地田土。
唯独延安府，它虽然地方大，但陕北多山，总的耕地面积就小，只有一万三千余顷，田土贫瘠，又受灾最为严重，如今在籍的熟地田土，仅保有一千八百顷。
这点地，养活自己都费劲。
但除了延安府，其他地方基本上能覆盖住军费开支，还稍有结余。
到时候再加上元帅府的‘京运’，也就是来自西安府拨款，悬在刘承宗心里的军饷，就能被妥善解决了。
“若是如此，那代役银的监督，就不能交给知府，要运至西安，交上预算，再由户部划拨，地方账上，就不用留钱了。”
这事刘狮子熟。
另一份记忆，后金夺取天下后，除了名的政策，摊丁入亩。
丁银一直在田税里，他们摊丁入亩，是把地方截留的地税，提到了中枢，导致地方上没钱，没办法搞基础建设。
地方要想办法开支，维持衙门运营，杂税就变多了。
类似的还有‘火耗归公’，火耗本身是一种地方衙门的乱收税，理由就是朝廷收银子，地里不长银子，衙门收实物税，给朝廷交银子，中间熔炼要有个一成火耗。
其实不存在，大明的白银是足银，那么高的火耗。
但地方要开支，肯定得想办法收杂税。
火耗也归公了，不是火耗的花费算公家的，而是火耗的钱要算在正税里，从地方税提到朝廷。
结果就是地方百姓交了火耗，还要再给地方衙门再交一份火耗，因为火耗归公了，你交的不是火耗，而是国税。
交了代役银，还有徭役，就出现后续政策‘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都交了代役银，怎么还要当差纳粮呢？
因为摊丁入亩了，你交的是田税，不是丁银。
想免除徭役，再交一份县里收的丁银。
当然为了推行这样给国税增收，使官员担负骂名难以维持运转的事，雍正也有办法，那就是把地方交的火耗、代役银，分出一份，作为当地主官的薪水发下去，也就是养廉银。
这些政策，刘承宗心理上并不认同，也不认为有效仿的必要，但是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这钱他可以不要，留给地方运行，但必须知道地方收多少，也就是监督的权力，要拿在自己手上。
“至于你说的旅衙派人持户部票号信物，至府衙支粮，改了，是府衙持户部票号信物，运粮至各军信地。”
一句话，把支军粮从知府的权力，改为知府的义务。
说罢，他对张缙彦道：“你回去整理成公文，交到军府衙门，到时候发给户衙，大家一起议出章程，作为今后帅府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