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民殿。
内阁和部院大臣齐聚，正在召开御前会议。
已经六十八岁的宋应星，依旧精神矍铄：“算上海外递解的银两，去年的全国岁入，已超过4000万两白银。但除去地方存留和皇室支取，全年净亏83万两，这是开国以来的第一次。”
此言一出，近半大臣都感觉不可思议，咋岁入四千万还财政赤字了？
宋应星随即解释原因：
“第一，北边设立三大都护府，又是扩编军队，又是设立驿站，还要移民、修路和建城，需要大量物资北运……”
“第二，便是文教。适龄学童越来越多，各地学校不断扩建，虽然提高了地方税收存留，但很多省份依旧不够开支，需要中央朝廷调拨银两……”
“第三，海外开拓。海外领土日渐增多，需要设立总督、派遣官吏、调兵驻防。除了吕宋和马六甲，其余海外领土，至今都还在亏钱，巨港勉强收支平衡……”
“第四，征讨缅甸。战争筹备好几年，暂编巡检师、铸造火炮、打造船队、调派物资……这些都要花钱，从开始筹备到撤军，前后耗费300多万两。这还刚刚开头，那些新占之地，还要派遣官员、驻军移民、铺设官道、建立驿站、修筑城池……”
说白了，就是教育经费和扩张开支，吞掉了太多太多财政。
赵瀚笑着说：“诸卿不要忧虑，三大都护府新开张，什么都要砸银子，自然有颇多花费。海外领地，别看现在亏钱，吕宋不就是个好例子吗？再多发展几年，海外领土都是能赚的。至于西南新占之地，二十年时间应该能回本，二十年以后就能给朝廷送银子了。”
历代王朝，开疆拓土，除了收复核心领土之外，边疆地区大部分时候都在赔钱。
因为你得维持官僚和军事系统，还得大搞基础建设（驿站、驿道、城池）。明朝在朱棣死后，边境全范围收缩，主要就是扛不住财政压力，跟军事没有半毛钱关系。
至于那些海外领地，为啥欧洲殖民者赚钱，大同朝廷却要赔本好几年呢？
第一，中国的殖民政策，对土着压榨得不狠，还算是比较要脸的。甚至还不断开设学校，利用文教的力量，试图吸收同化当地土着。
第二，欧洲的新占殖民地，在刚开始的时候，同样得亏钱投入。就拿荷兰占领台南来说，即便把原住民往死里压榨，但也足足亏损了六年，最后借助汉人的力量才扭亏为盈（这个所谓盈利，还没计算前期军费和基建开支）。
“陛下，”费纯提出自己的建议，“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四川六省，每年存留的税收都有大量盈余。臣觉得，应当从存留当中扣出一些，去援助那些贫穷的省份，不能全都指望中央朝廷调拨。”
这等于让东部支援西部、南方支援北方。
并不是啥新鲜玩意儿，明朝就经常这样搞，只不过随意性很大，没有真正形成制度。
历史上的清朝，这种模式就形成了制度。
清朝的财政高度集权，甚至不分中央与地方，所以每年的岁入非常高。
清朝一切赋税，州府县能够存留的，甚至还不够自己开销，由布政司来汇总全省钱粮。省里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再请求皇帝决断，对各省的财政做出分配。一部分留在省里（存留），一部分往省外递解（起运）。那些起运的钱粮，输送到中央的叫京饷，支援其他省份的叫协饷。
如此做法，能保证清政府有钱，各省衙门也有钱。但是，各州府县穷得叮当响，地方官若不盘剥百姓，别说自己贪多少，就连正常开支都有缺口。
这就逼得州县官员们，疯狂征收苛捐杂税，一层一层剥老百姓的皮。
到了清代中后期，油水最丰厚的州县职位，几乎全在四川境内。因为其他省份正税太重，州县官员剥不了多少。而四川因为明末被杀空，用低税政策鼓励移民，一直没有再调整过来。于是，四川百姓就相对富裕啊，可以攒着劲儿往死里搜刮，搞得苛捐杂税是正税的好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几十倍！
四川百姓在移民之初，先要抱团跟野兽、天灾搏斗。后来又得齐心协力，跟贪官污吏和军阀周旋。在两百多年的斗争之中，全世界最大的社团组织哥老会就形成了。到了民国，70%的四川人都是袍哥，就连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极有可能属于哥老会成员。
大同新朝目前的财政，直接按比例交给中央，同时按比例留在地方。搞得富裕省份有大量盈余，穷困省份却入不敷出，中央得不断投钱救济穷省。
“这个法子，有谁反对？”赵瀚问道。
无人说话。
内阁和部院官员，很多都来自这六个省。但他们不敢为老家争取利益，因为一个不好，就容易弄巧成拙。
大明的前车之鉴，让众人都心有余季。
都说什么明朝有江南士绅集团，官商勾结左右政策，坑害北方百姓，让江南少交税。但真实的情况是，江南的赋税最重，张居正改革的直接诱因，便是江南百姓扛不住了。
眼前这些官员如果敢乱说话，万一逼得皇帝又在南方收重税咋办？
赵瀚扫视众臣：“既然无人反对，那你们就下去商议，每年该在这六省的赋税存留里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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