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负责监督官员。一般由文官担任，偶尔会破例特招，主要跟内阁和刑部对接工作，也可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
国安院的长官，同样是左右都御史，对内负责邮驿站、监察豪强，对外负责打探军情、安插间谍等等。主要跟内阁、兵部和督察院对接，也可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
随着国内局势平定，徐颖当初招募的探子，由于素质良莠不齐，不断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
比如，敲诈勒索，鱼肉百姓！
他们以前叫做黑衣卫，有的仗着身份胡作非为，地方官根本就不敢干涉。就连廉政巡视官，都不敢直接出手，只能回京之后向皇帝打小报告。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赵瀚才决定将黑衣卫正规化。
不但黑衣卫改名国安院，还把全国的邮驿系统，全部划归国安院管辖。大量底层探子，转化为驿站的驿卒。高级探子，转化为驿丞，或者干脆调去督察院当廉政官。所以全国各地的驿站，那些驿卒基本都兼职密探，驿丞每天会把驿卒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
每个重要的边境地区，国安院会设立分院，负责对外打探情报、对外安插间谍。而国安院总部，负责分析全国送来的情报。
在失去缉捕权之后，国安院完全沦为情报组织和邮政单位。
接替徐颖掌控国安院的，正是当初黄家镇的客栈店小二。曾经只会写自己名字，只认得菜名的家伙，如今不但识字上千，而且还请先生改了大名——黄遵度。
跟那个黄老爷一样，是“遵”字辈儿的。
“可曾打听清楚，《儒林拾趣》是谁出钱办的？”赵瀚问道。
黄遵度说道：“《儒林拾趣》有六大股东，其中三家出资最多。一为南京李家，二为嘉兴张家，三为青州翟家。”
赵瀚感觉很稀奇：“京城和江南士绅办报，还算比较合理。怎么山东人也来南京投资办报了？”
黄遵度解释说：“翟氏祖籍安徽，明初大移民，先是到了河北枣强，又被分发到青州落户。天顺年间，徙居西河村，繁衍为大族，人称‘西河翟氏’。万历年间，翟凤翀中了进士，投身东林党，被阉党贬官罢职。崇祯二年复起，做了兵部右侍郎，转升兵部左侍郎。又兼督察院左佥都御史，督理辽饷，兼摄学校，巡抚天津等地。前线兵败，翟凤翀被罢职归乡。”
赵瀚冷笑：“原来督理过辽饷，难怪有钱南下办报。”
黄遵度继续说：“南下办报之人，叫做翟文贲，是那翟凤翀的族侄。翟文贲在崇祯年间中举，因兵祸和瘟疫，没有前往北京会试。我朝收复山东之后，翟文贲主动投效，但只做了普通吏员。估计是觉得吏员辛苦又没面子，于是辞职回乡读书。三年前的科举，他年限超了六岁，不能报考山东乡试，还在省城闹了一回，被抓去关了三天牢房。此后就到南京厮混，参加文会，结交朋友，又合伙办了《儒林拾趣》。”
“这是心怀怨恨啊！放眼全国，此辈不知凡几。”赵瀚感慨道。
翟文贲纯属自毁前程，大同军收复山东挺早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做吏员了。如果能勤勉工作，又有大明举人的文凭，估计现在都已经升任知县了。
他却不屑于做吏员，主动辞职回家。好不容易盼到科举，谁知朝廷又卡死年龄，现在只能办报纸冒酸水。
就算没卡死科举年龄，就算翟文贲成功考上，他的官职也不会比一开始就老实升迁更高。
赵瀚又问：“那个写文章的苍虚子又是谁？”
黄遵度回答：“嘉兴秀水人张天植，也是过了科举年限，而且第一届科举时，他的年龄只超了三岁。自那以后，此人就到处发恼骚，写文章埋怨朝廷的科举制度。因为有些文章写得太过火，没有报纸愿意刊载其文，他便跟翟文贲等人合伙自办报纸。”
“很好，你下去吧。”赵瀚对国安院的情报工作表示认可。
其实这些信息，根本不用离开南京，就能打听得一清二楚，因为翟文贲和张天植太高调了。
黄遵度离开之后，赵瀚再次翻开《儒林拾趣》。
与其说这是一份报纸，不如说是一本杂志。新闻篇幅很少，而且不是市井新闻，也不是什么政治新闻，全都是文人之间的风雅趣事。除此之外，便是各种文学作品，根本不是办给平民百姓看的。
但《儒林拾趣》的销量颇高，只因文章颇为出格，经常含沙射影抨击政策，对上了传统士绅的口味。
这篇反对女子科举的文章，通篇引经据典，甚至引用赵瀚的“格位论”。
格位论是赵瀚用来倡导男女平等的，到了张天植的笔下，却成为反对女子科举的理论。他死咬着“男与女，位不等，格相同”的字眼，反反复复说自己支持男女平等，但也要注意男女的实际差别。女人就该主内，该相夫教子，不应抛头露面，更不应参加科举考试。
仅从文章来看，并没有违规，也没有对皇帝不敬，且全篇多处高呼“圣天子在上”。
既然不违规，赵瀚也懒得去管，他不搞因言获罪那一套。
转眼就过年了，天气还是很冷，除夕夜里还下了一场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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