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福利 ”songshu566” 威信公众号，看更多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