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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想当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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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淫乱,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快来看 ”xinwu799” 微信公众号,看更多好看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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