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好说。
刘备听闻以后最好确定一个年号一个皇帝制度，以此方便天下黎民百姓，便同意了陈暮的请求。
如此刘备在后世历史上，也被称为章武大帝。
而后者就比较麻烦。
因为确定公元纪年远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陈暮与算圣刘洪和他的学生徐岳一起多次研究历法，重新改良完善“乾象历”，试图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年份。
但可惜的是刘洪年岁已高，在去年春天病逝，使得这件事一直拖着。
到今年年初才终于完善下来，于年中总算是颁布了新的历法，确定了三百六十五天一年以及二十四小时和闰年等新概念。
历法当然还是农历，这毕竟是华夏几千年文明以来的智慧结晶，像二十四节气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公元纪年如何确定，就是几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们要头痛的问题。
这跟算法无关，跟历史有关系。
后世西方的公元纪年，其实就是耶稣的生年为时间原点。
一战和二战由于西方掌握了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迅速积累原始资本，成为了世界霸主，因此全世界的人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他们的公元纪年。
但现在。
世界霸主是大汉。
耶稣在陈暮眼里连个屁都不是，更别说拿他的生日做公元纪年。
所以就得重新划分公元纪年。
可时间节点到了大汉，先秦时期的很多古籍都已经遗失。
包括夏商周时期的大量记录，也都残缺不齐。
倒不是说历史有失就不能做公元纪年，而是你没办法确定书上记载的事情到底是哪一年的历史。
比如你把孔子出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可孔子出生日期他们都没法确定。
《左传》《春秋》《史记》《吕氏春秋》甚至《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里记载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的古籍说是鲁襄公二十年，有的说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还有的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而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孔子身上，其它还有很多例子。
而你要确定公元纪年，首先得确定这一年的具体时间，这一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但春秋战国时期时间记载都比较混乱，如果把公元纪年放在春秋战国乃至于夏商周时期，就有可能发生公元某某年的史料记载模湖或者残缺或者混乱的情况。
像你勉强把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诞辰定为公元一年，但这一年当中，同样也有大量时间差的事件，如有些典籍记载这个时候又有哪些人出生，国家之间发生了哪些战争，哪里出现了灾难等等。
可另外一些古籍上的记载又与之不符合，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出现了偏差。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是采纳这本典籍的说法，还是采纳那一本典籍的说法？
当时汉人有治经典的传统，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经》。沛国恒家，世传《尚书》。北海甄家，世传《公羊春秋》。河内司马家，世传《汉书》。
包括像关羽读《春秋》，其实就是专门研究一本书的意思。
各家各派都有传世典籍研究，你采纳了这家记载，另外一家就不满，学术研究恐怕会争论不休。
甚至你把孔子诞辰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估计都有其它儒家学派不满意。
所以确定公元纪年也不容易。
最后陈暮与多名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商讨之后，最终决定，把公元纪年，放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西方历公元前140年。
在建元元年之前，统称为公元前，建元元年之后，则正式成为公元1年。
之所以把汉武帝建元元年称为公元1年，有两个原因。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虽然比较模湖，但由于有《史记》和《汉书》，从战国后期到西汉的历史记载是非常清楚的。
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年国家的政策，哪一年有什么灾祸，基本都详细记录，有迹可循。
所以把公元放在战国后期以及西汉时候最好，不至于出现历史混乱的情况。
而公元前的事情记载可以模湖，由史家和学者自己评判，这样也就能让公元后的事情少了很多争议。
二是建元元年是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同时也是汉武帝刘彻登基的年份。
在刘彻创建年号之前，是没有年号存在的。
之前记录年份往往是看什么皇帝。
比如在汉武帝之前，汉景帝在位16年，每年的年号就是汉景帝一年到汉景帝十六年这样的顺序，跟之前说的襄公二十一年类似。
自汉武帝之后，就有了年号的存在，这样才更方便史家记录史料，同时也让百姓清楚今年是什么年代。
因此年号的创建意义很大，再加上汉武帝到东汉末年的历史记载详细，不会模湖史料。
所以综合种种，最终确定了公元纪年。
而如果把建元元年定为公元一年一世纪的话，那么到如今章武十一年，历史上建安十六年，西方公元历211年，换算到汉朝公元，便是公元351年。
自此华夏就有了明确的年份，至于公元前的记载，就得继续从古籍当中寻找答桉，追朔历史，找寻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真相。
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久，但这却是朝廷必须要做的事情。即便是没有找到真相，也要编出一套说辞出来，给予华夏百姓归属感。
但不管怎么说，混乱的历史资料和古籍文档正在修复。
混乱的年份记载和年号制度都已经完善。
如此在章武十一年，刘备正式宣布今年是大汉公元351年，从此历法、时间、历史记录方式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