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这个新策略推行，王俭有绝对的把握可以一下荡平那些暗地里的麻烦。
谁能抵挡得住钱财的诱惑呢？除了那些脑子被洗坏掉的个别人，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和钱财过不去。一次两次三四次，最后谁好谁坏还不是直接跟“带来的好处”挂钩？
宣教队可以让我们家日子过得更好，不跟着宣教队跟谁？
再说了，听宣教听多了何尝不是另一种洗脑？别以为就只有那些邪门修士会这一招，黑旗营用起来同样没有问题。
“回去后你造一份方略递给王一明，让他召集各地的副统领一起研究一下，东西尽量做细致一些。
另外，我提醒你一句。宣教叫作为长期的手段而不是临时用一用。这次你们给银子，那以后呢？总不能一直靠银子铺路吧？需要想一些代替的办法。这方面你们下去可以和当地的地方衙门多接触，想办法从根本上让偏远的老百姓得到实惠，他们才会真心实意的相信宣教队所说的每一句话。
有时候真的需要“将心比心”去考虑问题，总站在高高在上的角度去办差解决不了根本，明白吗？”
沈浩的这一番话虽然平和，但却让在场的王俭和章僚感受到了极大的重量。
即便是王俭和章僚，他们经常出没一线，可极少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每次习惯性的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把问题出现的原因给忽略掉。
那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百姓之所以会被邪门修士蛊惑不就是他们的生活没有感受到来自国朝的春风雨露吗？加上地处偏远，消息传递不便，这些老百姓并不像各大城周边的人一样对于靖旧朝有着极深的家国意识，甚至很多人长到十来岁甚至二十来岁才第一次听到自己是靖旧朝人。
若是可以解决掉偏远地区老百姓对国朝的认知和认同问题，再加上宣教队的协助，那邪门修士岂不是真正的再无腾挪余地？
不过沈浩接着又道：“我这么说或许太宽了。可实际上根子就在我说的话里面。事情也不能总想着“我只做我能做的”，却不去想“我该去提醒别人做的”，黑旗营的职权里很清楚，有一个“特别事务管辖”的权利，给地方衙门一些意见，甚至要求他们协助也是应该的。
所以，你们黑水做方略的时候也不能局限在黑旗营内部。懂了吗？”
王俭和章僚连忙拱手应是。
“不单单你们如此，黑旗营上下很多人都没有改变旧有的观念。这次就当一个契机，你们拿出方略之后应该能让各地黑旗营从中得到启发。”
顿了顿了，沈浩了结了这个话题，又问道：“秦家的事情你查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