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的交易品质量很高，主要有铜矿，黄金，硫磺，特产品，而大明给日本的主要有丝绸，砂糖，陶瓷，铜钱等。
双方其实都在勘合贸易中赚到了好处，但岛国在朝贡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很低，只有十年一朝贡，而半岛却能够两年一朝贡。
但仅仅只是十年一次的朝贡，也让足利义满得到了贸易权，从此足利家富可敌国，真正压制了天下武家，稳定了足利幕府的统治。
义银想要的勘合贸易，自然是全面通商，尽可能让这项收入成为斯波家的财政支撑，并且也是在政治上形成亲天朝的氛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斯波神权的根子在天朝这边，那么亲天朝的政治态度就很容易延续。
但天朝，却未必乐意重开勘合贸易，这就是天朝内部的问题了。
永乐皇帝一朝花钱巨大，之所以财政健康，就是因为大力发展了对外贸易。
但正是因为这块肉足够肥，也导致了之后的海禁，因为看见皇帝吃上了肉，地方利益集团也动了心思。
嘉靖二年，天朝重申海禁，关闭宁波，泉州的市舶司，只留下广州市舶司。
不久，广州市舶司也被关闭。
而岛国方面，足利家式微，细川家与大内家在宁波争贡，造成了宁波倭乱，直接导致勘合贸易被取消。
叠加嘉靖禁海的影响，从此舟山群岛的走私线路，成为双方主要的贸易渠道，而衍生出的问题，就是嘉靖倭乱。
与其说嘉靖倭乱是岛国乱世烽火的外溢，不如说这是一场天朝私商海商的狂欢，而岛国浪人在其中充当了最不堪最让人痛恨的角色。
天朝的禁海很有意思，虽然市舶司关闭，但对外贸易却没停止。
舟山群岛有走私，广州走私更甚，甚至在澳门，葡人还通过行贿地方官员，搞成了私下的开埠。
这种亏了国家财政，肥了私人口袋的行为，渐渐成为外贸主流。
直至嘉靖三十九年，宁波，泉州，广州三关再开，然后很快又被关闭。
万历中期朝廷又努力了一次，重开了泉州，结果还是很快关闭。
从此，明朝就在没有重开过市舶司。
海禁政策从洪武永乐开始反复拉扯，直至嘉靖万历彻底溃烂，可以说是一场延绵百年的政治惨案。
明朝财政本来就是出了名的虚弱，再加上张居正的改革使得白银占据了主要税收收入，在天朝建立起了最初的银本位雏形。
白银在东南对外贸易之地，是很容易获得的货币，但在西北封闭之地却很少用白银。
西北与东南的货币获取难度不同，体现在税务上就是不公平的税金标准，贫富差距不断变大。
海禁与税改的组合，让东南之地吃到了红利，却恶化了天朝的财政，并培养出了一群相关的官僚资本利益集团。
所以，当义银请求重开勘合贸易的皮球踢到了天朝，万历皇帝也许很乐意开辟一条新的财源，但既得利益集团却未必愿意。
事情就卡在了这里。
义银不是不愿意替天朝铲除掉一条秀吉这个祸害，但他也需要天朝的回应，用勘合贸易培养自己政治集团对天朝的亲近。
如果勘合贸易不能重开，仅仅只是得到了天朝册封的岛国国王封号，这种不参杂利益勾连的虚名是很难延续天朝与岛国的友好关系。
义银心中渴望让斯波神权成为天朝海上长城的政治梦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只依靠义银，深雪两代人的政治路线努力，依然是不够的。
只有大量真金白银灌注的利益关系，才能让斯波神权自觉自愿的维护天朝，世世代代甘心成为天朝的狗。
等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久之后，岛国上下的脑海中已经根植了对天朝的忠诚，岛国才算是真正融入了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