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股甚嚣尘上的逆流，郑宇只是静静地观察着，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国家的各项急务，做着一系列的战略安排。
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只是冷眼观察，私下里却在聚拢联络各派力量。
眼看着局势已经开始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畴，郑宇终于联络内阁。
很快，内阁颁发条令，“严厉禁止各种歧视外乡人，外国人之行为，严惩一切违法行为”。对一些骚乱严重的地方，政府直接调动了警察乃至警备部队平息事端，并依法逮捕煽动暴乱的责任人并提出公诉。对放任乃至煽动事变的地方官，地方财政院人员，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诉。
不过，那些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复古兴汉派文人，却是没有遭到什么变故。
一番喧嚣过后，社会秩序刚刚露出的一点混乱苗头又更加迅速地消失无踪。一些刚刚蠢蠢欲动，却还没来得及发力的势力眼看着形势似乎有些不对，又忙不迭地缩了回去。
华夏时报，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这篇文章名为何为华夏的文章，开宗明义“华夏就是中国之民，只要中国之民在，华夏就在。华夏从未灭亡，也不会灭亡，因为无论它曾经经受多少苦难，多少扭曲，华夏民族都不会绝灭。”
北竹提出，“华夏的根基，在于华夏之民，也在于华夏之文化。而华夏文化并非简单的儒家，更非理学。华夏文化不是区区几个所谓圣人制定的不可逾越的规矩，不是几圣贤书圈定的范围。华夏文化是全体华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他不仅仅是少数圣贤门徒的专利，他属于全体国民。”
“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并非单纯地效法古人汉代之经学，尽管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并兼取黄老。以儒学订纲常宗法以律法约束官民，以黄老之宽仁蓄养民力。而后之宋学，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禅，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内求进而发展为理学，逐渐陷入空谈务虚。”
“华夏文化，除儒学延续之外，还包括了先秦诸子之学，包括了历代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传承，包括了劳动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创造和经验积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郑鹰扬弃传统融汇东西开创的新学，所谓理学即是华夏文化，儒家就是华夏文化某几个圣人，之言便是华夏文化，某个圣学，就是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实在是大谬不然。”
“华夏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并非天降一圣人，写下一篇神作，而后世之人只要不断地去加深领会”它一样有时代的局限，只适用于一定时期，一定背景，一定区域，而绝非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绝对优于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迷信圣人敬天法祖，这种种弊病已经让中华文化自理学之后一步步走向衰落。几百年来，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没有贡献一个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国是日非，可见所谓优越的文化，实在是有大问题，早已落后于时戗了北竹笔锋一转，又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传统文化，绝非三纲五常，尊卑上下，家国天下，绝非什么修齐治平，更非理学宗法。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目的而非手段，在于其精神而非外在。”
“以笔者看来，华夏文化真正需要继承的，乃是其目的身以人为。乃是其精神内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并非在历史过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阉割之后面目全非的宗法礼教。”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目的是要通定名分，，各安其位，来致太平，，但最根的目的是要让人那个时代的人的含义只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隶和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底层民众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民”能够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孔子的思想内核有其伟大之处以人为，只是他眼中的人只限于士人阶层罢了”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旧贵族的后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复周礼，，通过由自己身边的家族关系开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广到国家，以这样一套等级秩癌和人治体制来消除纷争，通过教化来弘扬人性的善，在统治阶层内部实现“推爱”，以肯定各自家族私爱优先来结合礼法尊卑，消除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此基础上约束统治阶层有节制地对底层民众进行取。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最佳手段。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学的目的乃是以人为，而孟子民贵君轻的提法更体现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时移，千年以降，儒学历经变革，一步步被改造为更加适应专制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步步加深了对国民人性的扭曲和对思想的束缚汉朝已经从百家争鸣，发展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定于一尊，，魏晋的开放和学术自由到了隋唐发展为科举，政府开始通过官定考试选拔来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而到了宋元之交，洛学进一步抛弃了唐朝的功利主义学术，完全走入空谈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颐到程颐到朱熹，一步步陷入过分强调义理，的极端主义。南宋陈亮和朱熹的义利之辩，就是典型的例子宣传社会进步，提倡务实和经世的陈亮最终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高，，郁郁而终，满口空谈道德仁义，对一切社会进步完全否定，并空想出一个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认为后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为有道德缺陷，而粮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却在之后被历代统治者推崇，成为了圣＝，其学术成为显学，，其后的心学也好，实学也好，最后也都无法摆脱理学的窠臼沦入空谈或徒劳的考据，，社会思想越发僵化保守，社会日复一日地腐败僵化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手段逐渐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学，宗法礼教已经成为目的身，至于以人为，如何实现中庸仁恕的精神，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身是一种等级压迫的文化可以适用于中古之蒙昧时代，却不可行于人性解放之时代今时今日，如果重拾这一套宗法文化，继续打造一个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纲常伦理治国继续提倡爱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国，无视人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时代大潮，就必然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核以人为，则国家也必然重蹈覆辙，再陷治乱循环我华夏自先帝开基至今，国势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坚持以人为贯彻了中庸和仁恕的精神以开放，理性和客观的精神对待一切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博爱，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紧接着，北竹笔锋却又是一转“回顾历史，我中华传统文化，虽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爱，和私爱，推崇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学中却并非没有博爱的火花。墨翟主张兼爱，，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已经触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实现博爱平等的思想领域盖因墨翟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张平等博爱，而今日之社会，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宝贵养分。”
“墨子曰，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而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认识到爱有现实性的一面，反对空谈道德，主张把把爱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也就是，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但反对儒家提倡的爱以差等，，反对把亲疏远近作为差别之爱的基础。
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反对以私爱为基础强调私利。”
“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性，反对人性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专制文化从此大兴，私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精神渐渐埋没矣”
第三十六章 何为华夏(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