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范围和重点不断扩大，但它的愿景多年来一直未曾改变。该项目的初衷是这样表述的：“由于企业和城市结构与社会网络系统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将用于理解生物网络系统的分析扩大到理解社会组织上来，对这样的可能性进行研究既非常正常又令人难以抗拒。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内的信息流动与物质、能量和资源的流动同样重要。”
许多问题因此被提出，包括“什么是社会组织？恰当的规模法则是什么？为了引导信息、物质和能量的社会流动，组织架构的建设必须满足哪些限制条件？特别是，这些相关的限制条件都是物理学上的吗？还是必须要考虑社会和认知的限制？”
从表面上看，纽约、洛杉矶和达拉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东京、大阪、京都同样如此，巴黎、里昂和马赛也是这样，但与鲸、马、猴子之间的区别相比，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对较小。
前面的章节曾经提到过，鲸、马、猴子这三种动物实际上是根据简单的幂律规模法则关系，互为比例缩放的版本。这些潜藏的规律是它们体内运输能量和资源的基础网络的物理学和数学表现形式。
城市也受到类似的网络系统的限制，如道路、铁路和电线，它们运输人、能量和资源，这些流动成为城市新陈代谢的体现。
这些网络系统是所有城市的实体命脉，它们的结构和动力学会随着持续反馈机制的作用而不断进化，这一反馈机制根植于成本和时间最小化的优化过程。
无论是哪座城市，大多数人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用最短的时间从a点前往b点，大多数企业也希望它们的供给和物流系统能够如此。
这表明，尽管表面存在差异，但城市可能也同哺乳动物一样，是彼此按比例缩放的版本。
然而，城市并不仅仅是通过各种运输系统联系起来的建筑物和结构的物理体现。
尽管我们通常从物理层面认知城市——巴黎漂亮的林荫大道、伦敦的地下铁路、纽约的摩天大楼、京都的寺庙等，但城市远比它们的物理基础设施丰富。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实质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为城市带来了活力、灵魂和精神，当我们参与一座成功城市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内心就会感受到这些难以言传的特点。
这或许看上去很明显，但规划者、建筑师、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决策者等城市思考者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物理特性上，而非居住其中的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互动。
通常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是，一座城市的关键是要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用一座伟大城市的多样性所提供的绝佳机会，促进人们之间的互动，并由此创造观念和财富，激发创新思维，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文化活动。
这就是我们1万年前不经意间开始城市化进程时发现的神奇公式。由此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便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的平均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也持续提升。
圣·简和巨龙。
没有人比著名城市理论家、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更加认同应该从公民集体生活的角度看待城市了。
她最重要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在全球范围内对于人们如何思考城市以及如何进行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任何对城市感兴趣的人来说，无论是学生、专业人士抑或存在好奇心的公民，该书都是必读书目。
我猜想，世界上每一座大城市的每一任市长的书架上都摆放着简·雅各布斯的这本书，而且至少读过其中一部分内容。
这是一本伟大的书，极具煽动性和洞见性，雄辩且充满个人观点，文笔流畅，读来十分有趣。
尽管该书出版于1961年，而且明确地聚焦于当年的美国大城市，它所传达的信息却广泛得多。
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出版时相比，它在当前这个阶段更加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因为许多城市都遵循美国城市的经典发展轨迹，同时面临着汽车、购物商场的挑战，郊区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区消失。
讽刺的是，简并没有漂亮的学术履历，甚至没有本科学位，她也没有参与过传统的研究活动。
她的作品更像是新闻记者笔下的故事，主要基于逸事和个人经历，以及对于城市是什么、城市如何运行还有城市应该如何运行的直观感受。
尽管简在书中明确以美国大城市为重点，但读者的印象是，她大多数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基于她本人对于纽约市的感受。
她尤其无法容忍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并且猛烈地抨击传统的城市规划，尤其针对那些不是将人而是将建筑物和公路视作主导的设计。
一个很有趣的特殊例子是新加坡。尽管它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拥有500多万名居民，并且持续建造炫目的钢筋玻璃摩天大楼，但它的可取之处在于保留了大规模花园城市的梦想。
这主要源于具有远见卓识的已逝领导人李光耀，他在1967年要求新加坡发展成为“花园中的城市”，要有足够的绿色植物、开放的绿色空间和热带的氛围，尽管它长期缺少土地。
新加坡或许并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但绿色的氛围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
形式与功能、城镇与乡村、有机进化发展与毫无生机的钢筋水泥、
分形曲线，以及表面的复杂性与欧几里得几何的简单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或简单的答案。
的确，许多现代建筑曾经探索、斗争并实验过以上这些争论中的方方面面，尼迈耶拒绝“坚硬、不灵活”、拥抱“自由流动、性感曲线”与他设计出的毫无生气的水泥建筑之间的对比便是例证。
在“二战”将数百万栋房屋摧毁之后，英国的社会党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危机。大部分被破坏的房屋位于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这极大地加快了战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城市发展”和“贫民窟清拆”的进程，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念成为经典的想象范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住房的首选模式已经从传统的英式独户住房发展为更加高效的高层公寓住宅。这一模式成败掺半，带来了许多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真相是，政府救济房就是一个活人墓。你不敢放弃它，因为你
或许永远不会得到另一间，但住进去就会陷入空间和思想上的贫民窟。政府地产不能与经济和社会绝缘。
作为战后住房项目的一部分，英国政府着手打造了一系列“新市
镇”，以重新安置贫穷地区或遭到轰炸的城市地区的人们。这些“新市镇”的设计受到了花园城市的启发，工人阶级将会居住在乡村环境的住宅中，工厂则位于一个单独的区域内。
斯蒂夫尼奇于1964年成为第一个被指定的“新市镇”。1957—1958年，我在那里居住了近1年时间。因此，我其实对于居住在花园城市中有一些切身体验。
当我得知自己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录取时非常惊讶，新学年将于1958年秋天开始。因此，1957年年底，我草草地结束了在伦敦东区的学习，并在国际计算机有限公司研究实验室谋得了一份临时工作，这家公司又被称作英国制表机公司，位于斯蒂夫尼奇。
对于任何一名首次离家的少年来说，这都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我在此期间也学到了许多。在我面前敞开的许多新窗口中，有三个与此相关。
首先，同时也最明显的是，在一个创新性的研究环境中工作，允许并且鼓励自由思考和行动，这是在啤酒厂无须思考将啤酒瓶放入机器的劳动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扇窗口就是简·雅各布斯，我怀疑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一座花园城市，尽管她做出的有关它们的评论是正确的。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简·雅各布斯是谁，但我很快得知，与生活在伦敦东北部中下阶层社区破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连排屋里相比，生活在斯蒂夫尼奇就像生活在奢华的乡村度假村一样。
这便是它的问题所在。正如简几年之后讽刺的那样：“如果你很踏实驯服，没有自己的规划，也不介意与那些同样没有个人规划的人消磨一生，这里将是一个很好的城镇。”
尽管这听起来很刺耳，但它的确捕捉到了那种无趣、按部就班、孤立以及隐藏和压抑内心热情的“美好”的感觉——这些后来都与郊区联系在一起。
第117夜 城市也是生物体(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