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我说的这个人，并不是罪犯啊。他只是受了三年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处罚。而且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按理说，既然已经赎完罪孽，就不该遭遇更多的磨难了。可现实恰恰相反，出来后的滋味还不如在茶淀儿呢。等于社会性的死亡。这合理吗？这符合法律的公平性、公理性吗？”
“所以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职工如果只是一时不慎走错了路，应不应该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请各位注意，我们即将做出的决定，不但关系到职工个人的前途和未来啊，也关系到他们家庭的未来。如果我们的一个决定，就能毁掉近乎于百人的幸福，几十个人的一生，我们真的需要慎重行事……”
宁卫民的这番话让会议室里不再平静了，高管们都交头接耳起来。
这不但是因为他的语气带来打动人心的情感，也因为那一句“社会性死亡”发人深省。
听起来既新鲜，又形象阐明了这种事儿的严重后果，没人能无动于衷。
然而邹国栋却表现出了远超一般人的坚毅，他还是没有丝毫动摇。
“那你的意思就是法不责众呗！只要犯错的人多，就可以无需负责了。是不是？可你有没有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公司的损失又怎么办？”
“请你不要忘记，你的工资是谁给你发放的。你也不要忘了这件事儿之所以会发生，恰恰就因为我们的制度太宽松了，不够严格。难道我们还不吸取教训，用更宽松的处理方式来纵容他们？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不等于鼓励他们变相犯错吗？”
“你说话总爱引经据典，那我也送给你一句，小慈是大慈之贼！不严惩这些人，怎么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今后再有人有样学样呢？为了更多的人不再犯错，行雷霆手段反而是极有必要的。我想，我们的法律恐怕正是出于这一点，才制定和执行的这么严格。”
“所以你不要危言耸听，试图用大家的同情心来混肴视听。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严从重处理这些人，恐怕他们本人和家庭是要额外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司利益得到了保证，公司的广大员工也会拍手称快，引以为戒。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结果！”
应该说，邹国栋能做运营部的一把手，确实是有相当才干的，口才不容小觑。
这不，一番话，在很大程度上低效了宁卫民刚才打情感牌的作用。
又让刚才已经有所动摇的人，大部分重新回到了原有立场。
宁卫民也不禁为之头痛，不能不更加用心的应对。
“邹经理，我们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也并没有忘记自己应该维护公司的利益。我之所以提出相反的意见。特意在今天跟大家讨论交流，其实就是担心从严处理，反而会让我们事与愿违。”
“首先说正义得到伸张，这点我就存疑。为什么？就因为这件事的责任无法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不是所有的老鼠都被我们捉住了？那些没有捉住的呢？无法查实的呢？”
“即便这些能落实责任的。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一些人拿的多一些，有一些人少一些。有一些是面对证据抵赖不过的，有一些是被别人揭发的。恐怕还有一些，是心怀愧疚，自己坦白的。甚至积极交回赃款，赔付公司损失的。”
“可要是把他们都送进局子里，恐怕最后的结果没有多大差距。那这岂不是成了让老实人吃亏？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拒不交代，回家过年。这样的结果，难道是正义的？我们的职工会拍手称快吗？又何谈引以为戒？”
“恐怕员工们都会这么想。公司也太狠了。我们都承认错误了，把钱交回来了，还这么对待我们。那么下回再有这样的事儿，怎么也不能再说了。反正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或者是觉得咱们公司太不讲情面了，没有温度，这样的地方干着还有意思吗？考虑到人身安全的风险，还是挣点钱就赶紧走人吧。”
“而这也就说到了公司的利益。我们公司的首要利益除了追回损失，堵住漏洞，更需要大局的稳定。不能再让已经查实的问题，再造成新的问题。试问，如果员工心灰意冷，情绪消极，甚至人心浮动，惴惴不安。那对我们公司是有利的吗？”
“反过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宽和一些对待他们，让他们生出感激之心呢？我相信人心是善的，正常人在一个地方摔倒过，是不会再摔第二次的。即便是这些人我们都不留了，也不至于让留下的人胆战心惊。我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员工清楚的明白，公司要求的底线在什么位置。什么事儿可以做，什么事儿不可以做。真正达到警示的作用。”
“另外，我们公司的声誉还有社会效应，难道都不需要考虑了吗？皮尔卡顿公司，现在是全国闻名的外企。爆发出这样的案子，一举送进去二十几个人，如果都判了重刑。又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政府官员怎么看待我们？老百姓又会怎么看待我们？会不会再把我们和旧社会的洋行相提并论。我们一直努力营造的亲善形象，提倡文化的形象，难道不会受到损害吗？我们的品牌还会那么受人喜爱吗？还有那么容易获得普通人的好感吗？”
“最后，也别忘了买了我们服装的那些顾客。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店铺管理这么混乱，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他们又会不会怀疑自己买服装时被多收了钱？又或者怀疑自己买到的货有质量问题？他们还会再那么推崇我们的服装吗？我想，这些恐怕也是我们不能忽视，必须得加以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