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白跑了一趟，可是钟南却很高兴。没谁天生喜欢打仗，因为刀枪无眼，上了战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可以活着回来。
接到邢大人的命令后，钟南带领人马返回蓟州的同时，还是派人去宣府打探了一下情况。回程的途中，斥候将打探到的消息汇总过来，钟南才确信，这次的战争是真的要结束了。
数日后，一切尘埃落定。鞑靼部和科尔沁部一起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讨伐之战，宣府、大同、蓟州的边境稳定暂时得到了保障。至于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毕竟战争的事情没有哪个人能说得准，既然可能毫无征兆地结束，自然也会不明不白地开始。
就如同这一次的抗蒙大战，在众人的怀疑中来临，又在*将起之时戛然而止。邢玠邢侍郎则把胜利的首功算在了蓟州军的身上，在他看来，要不是蓟州军的第一战打出了特别的威风，蒙古人的左路大军也不会撤退，更不会有之后的事情。
万历皇帝同样如此认为，因为钟南是他力排众议推上来的，此刻更能显示出他的识人之明。
至于边境上下，也没人对此有所怀疑。即使有那些泛酸之辈说钟总兵是运气好，蒙古人内部没有安定好便贸然南下，肯定不是明军对手。可是对比宣府、大同两地军队的表现，孰强孰弱，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
打了胜仗，朝廷自然得有所表示。蓟州军所得赏赐最为丰盛，宣府、大同两地则是奖赏寥寥，不过没人说什么。
邢玠再进一步，坐上了兵部尚书的职位。至于原尚书石星，则在不久前被革了职，原因是几年前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石尚书在其主导的对倭和谈中欺上瞒下，而且收受多方贿赂，事情曝光后，让朱翊钧大为光火。
至于钟南的赏赐则一直没有下来，不知道皇帝打算怎么嘉奖于他。
钟南对此倒是很淡定，他知道皇帝有意让其入京任职，只是这次多半有人阻挠，所以两方僵持了起来。如若不然，他的赏赐肯定早就和其他人一起下来了，既然没定论，自是皇帝和反对一方没有谈拢。
明朝可不像其他朝代，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连太祖和成祖这样的强势君王，有时候也要和大臣妥协。之后的朱家子孙更不用说，有时连娶个小妾都要和大臣商量，更不要说朝中大臣任免这种大事了。
当然这不是说皇帝被剥夺了权利，而是君臣之间各自对对方的一种认同，也算是相互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明朝的大臣特别喜欢和皇帝对着干，特别是言官，他们往往为了成全自己的美名，而不顾缘由地否定皇帝。也有不少人因为当面顶撞皇帝被杖折责，被罢官，反而受到民间士子追捧的。
这次确实如钟南所想，万历皇帝原本是打算让钟南出任兵部侍郎一职的，只是吏部强烈反对。吏部尚书是内阁大臣王家屏，这位老头倔强万分，声称本朝尚无武官转任文官的先例，皇帝不能任人唯亲。
朱翊钧气得想跳脚，但是却不能否定王家屏的说法。不管是明朝还是之前的朝代，大多都是文官地位高过武官，所以文官们打心底看不上武官，他们认为对方只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即便有个别文武双全之才，那也很难得到文官们的认同。
明朝有从文官转任武官之人，但是的的确确没有武官改任文官的先例，这就给王家屏之流落了口实。自古以来，各位皇帝都“以孝治国”，对于前任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的举措，很少会推翻。所以一个“没有先例”就能堵住朱翊钧的嘴，不但如此，他还无法反驳。
也有部分皇帝会废除前任的举措，并且实施完全相反的政策，但是多在特殊时期，或者是不得不改变之时。要想破局，并不是没有办法，毕竟是王权社会，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朱翊钧只要强行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即可。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会是王家屏一气之下，摞挑子不干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万历皇帝想要任命钟南为兵部侍郎，内阁王家屏坚决反对。对于这个问题，内阁其他三位成员保持中立，新任兵部尚书邢玠虽然也赞成，只是因为刚上任，不太好发表看法。至于朝中其他大臣，大多数都保持缄默，尽管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却也不想轻易开了“武官改任文官”的先例，否则很可能成为整个文官队列的敌人。
从三月初开始，万历皇帝便隔三岔五不上朝，原因是身体不适。大臣们知道这是皇帝在施压，更是不敢轻易站队，于是纷纷躲闪开来。
这种情况下，其他人可以躲，首辅申时行却必须要站出来了。他特意面见了皇帝，发现朱翊钧是铁了心要让钟南上任，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申时行知道，皇帝是想树立其君王权威，和清洗张居正事件的原因如出一辙。只是这次事件可能还多了一层原因：万历皇帝对钟南确实相当看重，为此不惜牺牲内阁的一位大臣。
皇帝不让步，那就只有去游说王家屏了。出了紫禁城，申时行摇了摇头，对于王阁老的执拗，他再清楚不过，知道让他让步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无论如何，申时行也明白，王家屏那里，他还是得去一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