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手上有一套官方出版的《明德律》草案说明稿，对各条文的立法（修订）原因作出解释和举例，对于为何立法允许“父祖在，别籍异财”有解释，理由有三：
其一，各地多有案例出现：同居共财之家有不肖子孙挥霍家财，等双亲去世后分家时，又要求兄弟均分遗产，占尽便宜，老实人吃亏。
其二，若官府规定“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不合法，那么会产生漏洞，让小人有机可乘。
即同居共财之家有奸滑子孙巧言令色鼓动父祖分产，挥霍一空后，等双亲故去，便可搬出“别籍异财乃非法行为”的说辞耍赖。
以此来证明先前的分产违法，家产需要重新分配，进而侵占兄弟财产。
其三，若不明确大家庭中的个人财产（私产）归属，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一旦某个同居共财之家的成员从事工商业，创办商社、工场，入股公司，其名下产业、股份，是否可视为大家庭的共有财产？
这样公平么？
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创业，创下来的产业让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儿们也能人人有份，这叫公平？
还有，若那人欠下债务，是否可视作大家庭的共同债务？
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理论上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孝悌，然而，当工商业大兴已成趋势之后，反倒会有让父祖被不肖子孙拖累、无故欠下巨额债务的风险产生。
这种家庭债，很难扯得清，那么，难道就可以“有财是大家庭的，有债是你一个人的”？
基于现实，《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还要求家庭积极分家、明确个人财产所有权，以此规避各种债务风险。
这让许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孔颖达自己的立场也倾向于反对。
在他看来，同居共财好处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确保孝、悌，这才是人伦纲常。
而朝廷现在推动分家，宛若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析产。
秦国统一天下，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此法亦为汉初天下通行。
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始介入立法，渐渐将儒家观点融入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
于是，同居共财成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孔颖达不认为这样的状况有何不对，大家族的存在，让族人们有了庇护之地，宗亲之间相互帮助，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延续祖宗香火。
他认为，允许“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是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挑战，哪怕事实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退让。
均其贫富，养其孝悌，这才是儒家主张的家庭伦理，朝廷强制析户，不利于家庭中老人的赡养，不利于“孝”。
还有，“别籍异财”的小家庭各营其私，易使兄弟之间亲情冷淡，互不救济，不利于“悌”。
孔颖达所看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就重点阐述了这两个观点，他对作者的观点是心有戚戚焉。
而且，孔颖达认为，《民律》中的这几个条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异子之科”与“同居共财”的对立，其立法动机有些“不良”。
因为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干什么，然而这是阳谋，谁也没法说什么。
现在看起来，是为了应对工商业大发展而做出的调整，然而，当这种条款获得通过，意味着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
孔颖达觉得这样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将来恐怕会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祸。
但是，面对这种阳谋，面对现实的立法需求，反对者们也只能想办法“摆事实、讲道理”。
他认为，实在不行，都得想个妥协的办法，好歹不要输得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