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看下去，蒲素发现6月12日，中国外交部终于对美国国务郷赫尔5月22日的备忘录作出了回应。回应比较强硬，声称：“若未获中国政府的同意，它与租界之间的法定关系决不容许改变。”
外交部长坚持要”维持日军入侵前的状态”，并拒绝承认对租界内民众悬挂国旗的任何限制。在这一照会里还说，租界当局所谴责的活动，乃是由爱国热情激发的个人行为;并且，他们的行动远逊于日本人及其傀儡所干的真正的“恐怖活动”。
毋庸赘言，中国政府不会认可对租界内悬挂国旗的任何限制。
然而，在重申这一立场之后，重庆方面以抚慰性的口吻结束了备忘录：强调了中国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本着友好和同情的精神保护了上海民众。也高度赞扬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保护，努力照顾了租界内华人的生命与利益。
尽管中国政府表达了如此的感谢，而美国人在1939年夏天也发现自己不能赞成英国的要求，即支持在东京开会商讨天津租界的命运。
1939年7月，英国试图与日本就天津问题达成协议，却发现日本坚持将此问题放在其对中国权力要求的框架中进行谈判。显然充分意识到这样一种更大范围的协议可能成为“远东慕尼黑”，但英国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因此只能屈服。
1939年7月24日，东京的英国大使接受了所谓的克莱琪一有田协定(craigiearitaformula)。据此，英国承认“大规模的敌对活动正在中国展开”。日本军队有责任在其占领区内保卫安全，维持法律和秩序。英国领事馆官员不应该阻止日本军事当局，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然而，克莱琪一有田协定的新闻却引发了刚刚击败泛美中立法修改提案的美国不满。1939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决定给予日本必要的六个月的时间，以废除该条约。
这个消息一出来，中国人立即齐声欢呼。日本人，尤其是东京的****者，则将此事视作美国东亚政策的关键性转变。他们此时斗志正盛，日本军部不可一世，错误的认为自己天下无敌，非分之想也就越来越炙热。（就是在这一次，美国以经济制裁作为开端，这一制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导致了日本偷袭珍珠港。）
在东京谈判进一步损害租界的自治之后，美国人和之前相比有点自相矛盾地，（有人说是倔强地）变得强硬起来。但不管美国人的态度怎样，上海公共租界里的英国当局却真的遵循了（克莱琪一有田）协定。
1939年的夏天和初秋，工部局警务处的官员们继续与日本安全机关合作。例如，9月13日，遵照日本人的要求，工部局警方逮捕了中国通商银行的三名职员和两个工程师。
因为之前这几个人的招供，法国警察随后也只能配合工部局，在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与国民党有政治联系的杂技演员。
（在这次法租界不情愿的行动里，顾楫事先得知情报，指示老任做了手脚，否则被抓的将是军统的一条大鱼。这也是他嗣后直接进入军统高层视野，被调回重庆的原因之一。）
第二天，9月14日，工部局警务处的警探逮捕了一名华籍股票经纪人。也是遵照日本人的要求。报纸上的报道这么写道：“在每一件案子中，工部局警务处的奴才们将其俘获者带到大街上，以博取正等候在那里的日本便衣警察的赞赏。与日本警察的合作，旋即到达了向日本军方卑躬屈膝投降的地步。”
然而，这颗苦药丸又被统治歹土的日本傀儡们的拙劣行为弄得更难下咽，招致了本来可以不太反对与“东亚新秩序”合作的那些人的恶感。
假如说，克莱琪一有田协定生效之后，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的交流大为畅通的话。那么，公共租界警方与中国伪警察的关系则日趋紧张。
这部分起因于中国警察的膨胀，相应地又反映了他们在上海本土以外地区权限的扩张。这种扩张，乃是日本正规军击败或者收编了活动在上海郊区的抗日游击队的结果。
例如“1939年3月以前，浦东的奉贤地区完全处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中岛将军的部队进行了一个月的扫荡之后，该地便清除了抵抗活动。
日本人继续在奉贤驻扎了从松江戍军中调来的120名士兵，然而，傅小庵市长在1939年5月，命令上海警察局长卢英上校在南桥建立一个新的分局。该分局有220名巡捕，配备了各种型号的步枪100支，都归殷仲礼指挥，由一个名为山下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充任顾问。
在此同时，上海的城市执法人员数量増加了，迄于1939年6月，上海市政府的警察局由11个分局、5个警所以及8个其他警察単位（侦缉队、卫戍部队、预备队、水上警察团、训练营、警车、拘留所和警察医院等）组成，男女总共5662人，比4月增加了507人。
内政部长陈群下令卢英将警察权扩展到嘉定和崇明之后，上海警察局的力量在七月份又得以增强。卢英迅速任命其秘书金殿扬为嘉定的230名警察的首脑，并委任奉贤分局局长殷仲礼为崇明岛220名警察的首领。
于是，上海伪警察的总数达到了6125人。同时，另外两个重新组合的单位也开始运作。南京的内政部下令道，所有的“分局”和“所“都改称“署”。
而上海政府的特别分局（它独立于警察）在龚文舫的指导下重组，专门处理抗日分子活动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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