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第二小组的姜海东和第三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李春辉也加入了公园中的聚会。徐恩佐向他们解释各自的任务。他交给赵良一把手枪，命令他在明晨解除宵禁的5点至白天实施安全措施的6点之间，当李春辉投掷炸弹之时进行掩护。
徐恩佐在材料里交代，他希望他们事后在恺自尔路的德义茶室向他汇报。下午8点钟，这六人离开了公园。
虽然他们各自分散去藏匿自己的武器，但是五个投弹手以及第三组的王之谷，在一个小时后都聚集到了蒲柏路17号的寓所，这六个刺杀分子决定在爱多亚路的中南饭店租一间房间，心态看来还确实不错，因为他们在那里玩了一整夜的麻将牌。
凌晨4点半，他们收拾好麻将牌，出发前赴各自的武器藏匿地以及任务指派的目的地：李春辉与赵良步行至济宁路上的公共租界边界处;陈开光乘黄包车至四川路;王之谷则租了一辆自行车，至北京路外滩的水上饭店，如此等等……
炸弹按时爆炸。正6点，李春辉向济宁路上的一个日本岗哨扔岀了手榴弹，并与赵良一起逃离现场。稍隔片刻，王之谷向水上饭店的过道中掷岀手榴弹，然后骑自行车脱逃。
当他与仁记路上的陈开光相遇时，这位少年惊惶失措了，向一条小弄堂里掷出了手榴弹。当他跑向四川路时，身后传来了爆炸声。这四个人都逃脱了。陈开光换乘了两辆黄包车和一辆电车，回到了蒲柏路上的寓所，收拾起自己和王之谷的衣物。在贝勒路上，他遇到了李春辉，二人便一起步行至恺自尔路上的一所公寓，并在那里租了一间房。
王之谷于中途加入进来。在屋内李春辉告诉他们道，他曾看见姜海东的黄包车在公馆马路上被法国警察拦住，遭到搜査，并被拘捕。
这几个筋疲力尽的人为姜海东的命运沉思了好一会，然后庆幸自己换了个新住处。然后，他们便睡觉了，几个人一直睡到中午。
在解除宵禁和实施白天安全措施的那段时间内，行动队共掷岀了18颗手榴弹（有2颗未爆炸），2名日本工厂职员被杀，2个中国人死亡（死于王之谷对水上饭店的攻击），以及8个以上的中国人受伤。
据徐恩佐的交代，他们后来听说，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向国务郷报告道，有必要使用“实际上所有军事的和警察的防护措施，在出动包括俄国联队武装的情况下，防止骚乱。
而根据三个人的材料来看，那个他不怎么留意，一向沉默寡言，实际年龄最小的姜海东，居然是曾经在上海，乃至全国以及全世界都掀起了很大波动的一个人物。
1938年7月7日，乃是“一段时期以来，上海最紧张的日子之一”，好几个日本平民被射杀于美国租界内，而那里的海军巡逻兵已经加倍。日本军事当局要求允许派遣其自己的军队支持美国人，但是美军司令普赖斯（price）上校拒绝接纳他们。他表示自己将提供一切可能，保护日本居民。
租界内严密的巡逻直至通宵达旦。在24小时内，工部局警方逮捕了近一千名嫌疑犯，法租界的巡捕房则逮捕了数百人。后者所逮捕的入中包括姜海东，属于第二组的一位19岁的中学生，他在公馆马路上被发现手中握着手榴弹，。
审问中，姜海东“承认是汉口派往上海的国军暗杀系统中的一员，拥有必要的装备。旨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制造暗杀事件”。
由于该团伙所犯之罪行发生在公共租界内，故江海生于1938年7月10日从法租界被引渡给工部局警务处的侦缉股。
蒲素看到这里决定等会回去问问老任，这种案子应该当初由他的部门接手。他是中央巡捕房政治部的人，这种案件无疑有别于普通刑事，最后需要引渡的，肯定会先经过老任那边。
被引渡到公共租界的姜海东，他的供状证实了公共租界内一般的看法，即：“恐怖活动是由汉口的国民党政权鼓动的。”
材料写到这里，下面有几行政工干部审讯后整理的标注。显然，这个事件作为政工干部，他们是了解的。而且还有一些旧的剪报用糨糊刷了贴在上面。
标注中写道：结果，工部局总董樊克令要求美国和英国大使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与租界当局合作，以防止日后的恐怖活动。7月11日，汉口的英国大使正要赴约会见常凯申时，收到了来自上海的这样一封信件。稍后大使向常凯申宣读了它。而堂堂作为元首的常凯申则向大使保证，“他与这些罪行并无任何联系……”
另外还承诺，“他将使用其所有的影响力，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7月7日炸弹和杀戮事件之后，分别隶属于日本总领馆、支那新闻社、日本宪兵队以及日本军方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们，在日本人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七条决定：
第一，总领馆设定一个期限，要外国租界当局拘捕恐怖分子。
第二，要求租界当局允许设立日本特务组织，允许（伪）中国军事特务行使职权，以利于对抗日分子的调査。
第三，日本当局可以行使自由警察权，包括调查和逮捕。
第四，要求两个租界的警察当局镇压中国的抗日组织。
第五，上海（伪〉警察的官员将派往两个租界，指导调查。
第六，日本和（伪）中国的情报人员当加倍努力。
第七，对于抗日组织的成员处以死罪。
类似的决定，再加上要求工部局警务处增加沪西、华界警署的通知，由特务队成员通过，该组织主要由沪西夕土地区的内外棉株式会社的日本职工中的退休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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