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世界的考古证据经常都是模棱两可的，难以解释的。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把不同的线索聚到一块儿，才能猜测“存在战争”。
那么，全世界现有的考古证据真的可以说明，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在不停地发动战争吗？如果你样本中的遗骨包含大量临死前或濒死时形成的伤口，那么可能会得出很糟糕的推断。25%的暴力致死率就是这样得出的。媒体也喜欢把这类事件挑出来说，造成大众的误解。任何一桩远古的凶杀案都能上头条，但大量无暴力痕迹的出土成果却无人问津。如果在特定地区的特定时间窗口中，对数据进行深入的筛选，仔细辨别有无战争迹象的次数，或许会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情景：战争并不普遍，也无法在考古记录中无休止地上溯。人类的战争“事业”的确存在一个起点。
许多考古学家都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战争最早出现在中石器时代的一些地区，始于末次冰期结束（约为公元前9700年）。当时，欧洲的狩猎采集者开始定居生活，发展出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战争始于何时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不同地方，战争出现的时间并不一样。50年来，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在更早期阶段，苏丹北部尼罗河沿岸的撒哈巴山上曾发生过大量暴力致死事件，时间约为公元前12 000年。当时，原本食物充足的地方逐渐变得贫瘠，不同的定居型狩猎采集群体间出现了白热化的竞争，最终导致冲突爆发。
在稍晚一点的时期，底格里斯北部聚落（人类逐渐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出土的武器和墓葬说明，在公元前9750至8750年间，定居在村落中的狩猎采集者参与过战争。在这附近，还有公元前7000年的防御工事，这是已知最早由务农的古人修建的村寨防御工事。同样在附近，还发现了公元前3800至3500年间攻克城市中心区的战争遗迹。人类发展到这个时期，战争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已经司空见惯，战火也随着对底格里斯北部移民的征战四处蔓延。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公元前3200年，考古学家才在黎凡特南部（从西奈至黎巴嫩南部及叙利亚）的聚落、武器和骨骼中，发现有说服力的证据。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800年，日本各个狩猎采集者的群体间，任何原因的暴力死亡事件都寥寥无几。
随着一系列前提条件的成熟，战争已经逐渐成型。这些条件包括定居时间变长、区域人口增长、有价值资源（如牲畜）集中化、社会复杂化及阶级化、精品物资交易、群体边界和集体身份确立等。这些因素，有时还与严酷的环境变化共同发挥作用。比如，撒哈巴山的战争就可能是由一次生态危机引发的。当时，尼罗河切出一道河谷，将一片富饶的湿地冲毁，当地人被迫放弃那块土地。林林总总的证据显示，当人们需要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的东西时，所处的社会就会把人们组织成更易发动和投身战争的形态。
不过，考古记录可以说明的事实有限，我们还需从别的地方寻找答案。民族志学，一种研究不同文化（包括现存文化和过往文化）的科学，可以帮我们再现战争出现的前提条件。区分“简单”狩猎采集者群体和“复杂”狩猎采集者群体，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简单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长期特征，可以上溯至20万年前。基本上，简单的狩猎采集群体中的成员互相协作，生活在人人平等，四处游荡的小群体中。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地广人稀，群体中也没积累什么财物。
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固定的聚落里，人口可达上百人。他们会按血亲纽带和人与人的关系划分社会阶层，按父（母）死子（女）继的方式获得食物资源。其中的政治领导结构也更发达。社会结构是从中石器时代开始复杂化的，复杂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出现（有些时候，但不总是）标志着人类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时候的古人类群体经常发动战争。这些前提条件也有片面性，光凭它们无法推测大规模冲突爆发的时间。在黎凡特南部，这些前提条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那里发生过战争。为什么部分地区的冲突比其他地方更少？因为这些社会可能通过一些特殊前提保持和平。比如，跨族血缘纽带和通婚，合作打猎、合作耕种、食物共享，允许本族成员迁往其他部落，也愿意接纳其他部落的成员。另外，还包括灌输和平为善、杀戮可耻的社会规范，制定解决冲突的公认手段。尽管这些机制不能消灭恶性冲突，但有一定的疏导作用，可以防止杀戮的发生，或者把杀人事件控制在少数个体的范围内。
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致命的战火无所不至？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战争的前提条件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变得成熟。狼烟一旦燃起，战火就会蔓延，顺民也会被暴徒取代。世界各地的国家逐步发展，而国家会安排人民戍边，保护商道。环境的剧变（比如经常性的大旱）也会使社会条件恶化，有时甚至会催生战争。此后，即使局势不再紧张，和平也一去不复返。公元950至1250年间的中世纪暖期，及公元1300年前后，中世纪暖期向小冰期转变的急速过渡期，美洲、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战事都有所增加。对当时的世界来说，战争早就不新鲜了，只是冲突在加剧，死亡人数在上升。
接着，就到了欧洲国家全球大扩张的时期，这次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战争的面貌，让本地战争加剧，有时还在没有战争的地区点燃战火。这些战争并不只是因征服或抵抗，本地土着也开始内斗，殖民势力和殖民的商品都在引发新的仇恨。新旧扩张势力彼此影响，再加上后续的冲突，让不同部落的自我认同和它们之间的分异逐渐确定下来。还没被殖民的地区也被迫受到三种远程影响——贸易、疫情和人口替换。而这些影响很容易引发战争。殖民国家也会强推职权明确的政治机构，取代它们在殖民侵略时遇到的职权模糊的本地组织，从而在土着居民中制造冲突。有观点认为，在国家诞生前，人类就心甘情愿参与致命的群体冲突，很多学者希望从部落间战争行为中找寻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据。在研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间生活在阿拉斯加西北部的狩猎采集部落的民族志后，我们很容易从这些口述材料中找到战争的痕迹。然而深入研究后，你会发现在属于简单的狩猎采集者文化的早期考古遗址中，并没有战争的证据。直到公元400至700年间才逐渐出现与战争有关的痕迹。而这很有可能是由亚洲或阿拉斯加南部的移民带来的，在那些地方战争已经出现。当时的战争规模不大，激烈程度恐怕也十分有限。公元1200年，这里的气候变得适宜，当地由捕鲸者构建的社会也发展到更加复杂的程度。人口更稠密，定居点更固定，贸易路线也拉得更长。随后，战争就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在那些口述史中的战争，确实让当地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人口也不断消减。不过，战争与国家的扩张紧密相关，而不是与传统有关。而国家扩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在西伯利亚建立贸易中心后催生了大宗贸易网。后期的战争导致整个白令海峡的社会环境出现了变化，经过一轮发展的部落体开始极端地推动领土化和集权化。
围绕战争与人性的争论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定论。“造成大量死亡的激烈战争在史前世界一直存在”的观点仍有大批拥趸。不过，当综合考虑所有证据考时，鸽派就占了上风。总的来说，在年代较早的考古发现中，并没有什么证据能指示战争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人就是人。我们互相斗争，有时也互相残杀。如果条件和文化到了某种阶段，人类就有能力制造战争。但是，促成战争的条件和好战的文化仅仅是从1万年前才逐渐生根发芽的。在很多地方，它们产生的时间甚至更晚。这就像人类学奠基人玛格丽特·米德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标题所说的，“战争只是一项发明，它不是生物学的必然。”
但神奇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观察范围放射到全宇宙，就会发现，全宇宙几乎所有文明对于战争的发展，都具有相似性。
战争……就好像智慧生命的原罪一样。
或早或晚，都会发生！
且无法逃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