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那些郡大队呀，区小队呀什么的，他们都秉持着“柿子捡软的捏”原则，基本上能打治安军，就不打英军。结果四万多的“治安军”乱成了一锅粥，而英军又不能真的把他们全丢在根据地里——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是在给“叛匪”送装备了。然而要照顾他们，要带着他们，整个的撤退也就跟着变得乱成一团。
那些游击队员们呢，自然趁着这个机会，这里开两枪，那里埋几个地雷，虽然每次给英国人造成的伤亡都很有限，但是把这些小数字一凑拢起来，最后的数字却一下子变大了。如果不是总督大人强令英军必须尽可能的把“治安军”带出来，好多英军军官都恨不得直接甩掉这些“治安军”，自己回去了。
带上了“治安军”的撤退，进行得缓慢而笨拙。最后当所有军队或者“疑似军队”都撤回出发位置，然后对损失情况一清点，英军在这一次的讨伐作战中，伤亡了一千多人（这主要是拜阔剑地雷所赐）。
而“治安军”那边呢，基本上统计不出什么伤亡，因为无论是死了的，还是受伤的人，都被他们直接丢下了。但是“治安军”那边，“失踪”的数字就大的有点可怕了。四万多人的治安军，回来了不到三万四千人，有六七千人都“失踪”了。
除了“失踪了”六七千人之外，他们失踪的武器就更多了，他们丢失了一半以上的枪械，不用说，这些东西都被捐助给了爱尔兰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是爱尔兰游击队实在是不正规，居然连收条都没开一张出来。
于是，英国人的第二次大扫荡就这样虎头蛇尾的收了场。双方都回到自己家里盘点得失，做起了总结。
这样的失败当然要查清责任，诺福克公爵也被要求回伦敦接受议会的质询。在质询中，当辉格党的那些家伙提出“谁应该为这次失败承担责任”的时候，公爵大人坦诚的承认，在这次失败中，他必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他也指出，他之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是因为法国人加大了对爱尔兰叛匪的支持力度。并且表示：“如果不能斩断法国人伸向爱尔兰的手，爱尔兰的问题，就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辉格党的议员们当然对诺福克公爵的表态非常不满，但是大家都没有追究公爵的意思。原因嘛，其实也简单。因为英国人也会忘“你说他不行，你行你上呀”的。而通过对诺福克公爵的质询，哪怕是辉格党的人也都明白了一点，那就是：爱尔兰现在就是个火坑，谁跳进去都不好受。所以还是让托利党的人继续待在那里好了。
于是辉格党的人迅速地统一了口径，他们表示。诺福克公爵在爱尔兰的工作是出色而卓有成效的，如今情况的恶化，并不是诺福克公爵的责任，而是因为托利党政府没能斩断法国人和爱尔兰的联系。
托利党政府当然也反唇相讥，指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辉格党人在议会中拖政府的后腿。
当然，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阻止爱尔兰人继续获得外援。
为此，英国人首先再次和法国人进行了接触，并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
相比此前，英国人如今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诚意了，他们几乎承认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获得的除了汉诺威之外的一切权利，甚至汉诺威，他们也愿意通过交换的方式来收回。
如果是以前，这样的条件，法国大概就接受了。即使现在，很多人也觉得可以接受。但是约瑟夫对此却非常反对。他对回到法国来休假的拿破仑表示：“如果真的和平了？那你将来到哪去赢得功勋？”
“而你呢，约瑟夫。”拿破仑回答道，“你的军工联合体到哪里去弄钱呢？”
于是法国人提出了一个和平反建议，法国人建议，为了和平，英国人应该给爱尔兰人以高度自治的权利，允许爱尔兰人以统一爱尔兰人联合会为基础，建立一个真正的能代表爱尔兰人的自治政府。
于是，和谈很自然的就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