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大宋’时代，商人的处境虽然好一点，但也是“贱商”，宋仁宗时大臣李靓说：“所谓末者，工商也。”诸如此类。朱子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俺大明’，朱元璋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细纱。”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材料的衣服，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至于有名超级富翁沈万三被朱元璋杀猪的事，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传颂六百年，屁民们：‘吾皇英明，明察秋毫’，仇富自古皆然嘛。
好嘛，商人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国之仇寇、盗贼、小人、奸诈之徒、败类、吸血鬼…只有它们儒门高大上，清正廉洁，正大光明。两千年来的儒家继往开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抬高自己士大夫地位，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至于农民、商人、工匠全是一块块韭菜，想要吃的时候，就割一点。‘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国家？王朝？都是屁，家国天下都是任由儒家之徒蹂躏玩捏的手中之玩物。
只有‘我大元’的情况比较特殊。对于商人，蒙古人极其看重。其社会地位之高，不言而喻。成吉思皇帝之前，草原人从不在任何城市里定居，与商人们、旅客们的接触也没有固定的汇集点，草原人把食盐、服装、武器、药品…看作珍贵的宝物，商人们同他们做生意很赚钱。
成吉思汗对远道而来的旅客们和商人们非常感兴趣，经常热情地在金账中接见他们，对他们提出的困难问题给予极大的帮助，并获取远方遥远国度的信息。他发布过旨意：不论商人何时踏上他的领地上都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并在道路安排卫队，随时为商人们与草原上的马贼、强盗们开战。
成吉思皇帝建立大蒙古帝国后，为了便于商人、信使和各国使节出行，在重要的交通要道设立了驿站，由当地的百户、千户、万户联合管理。日常的维护，由当地居民负责，提供马匹、马车和食物。成吉思皇帝还专门台出了严格的治安律令，到大草原上宣讲，确保了商路、商人的安全。霍渥斯在《蒙古史》中曾指出，人们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过中亚大草原，这在中亚历史上可能尚属首次。他还进一步提出，蒙古人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一段战鼓与号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