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荣宗、魏山等这些人在酒宴庆祝中也回忆过去，总结经验，筹划未来。
在一次的宴请中，东坂村村主任许大嘴趁着酒气说：“打假打什么假！我们这是制假吗？无非就是冒牌而已，北方人、俄罗斯人说我们做的香烟才是真的，够味！我们从烟机到各种原材料都是真的，再真也没有那样真！我们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可真动脑啊！”
市场整顿办主任胡辉说：“是啊，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前期，叫原始积累。有了前期的资金积累，今后发展经济才有基础实力。”
曦霞村村主任施忠勇，历来就要表现得有见识，最正确，拉长声音说：“我说的最实际，没有做香烟这项生意就没有空城县今日的繁荣昌盛。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我们做香烟生意的人出钱，请了国家级的三个歌舞团来演出，民间说叫做大戏。那个热闹啊，是空前未有的，前无古人先例，后无来者效仿。
周围几个县人都来看演出，一些省城领导、市领导也来观摩视察。国家级的很多名演员歌唱家给我们演出，美女一大群跳舞给我们欣赏，那是多光荣，多有面子，多幸福，多自豪！”
他的话语刚停，三张桌喝酒二十多人就掌声大响，连连叫好，给他助兴。
别看施忠勇只是村一级的职务，在县城附近几个乡镇范围内，他的说话是很响的，县、乡镇领导大多要给他面子的，一般的国家干部、群众惧怕他、回避他，人们说他的长相、身材、表情、作风像当年上海滩的杜月笙。他心机深沉，富有金钱，上交大官，下交“路蛮，”中间占地盘，堪称一地霸。
中枋村村主任施耀武，听施忠勇这样说，一时血气上涌，豪气十足，大声说:
“对啊！那几天客人满满，一群又一群，很多农村的、外县的朋友都交代买戏票。他妈的，平时省吃俭用、吝啬用钱。
可是，买戏票几百元、上千元却敢花，有的黑市买到三千元!那几次演大戏，每次连续三天，花钱请客甭讲，单那个接待就受不了，简直累死了！一天进出的人成百个，三天时间酒钱就花去两万多元。”
张顺昌说：“呵呵，每次演大戏，我都要买回螃蟹三百多只，二十多条大鰻，两件中华牌香烟，其实还不够用，主要还是人被搞得很累！”
张清河说：“据说，你们老板们请那个歌影后一起喝茶，四十分钟就给红包四万八千元？！”
张顺昌一听紧张说：“不是不是。我没有。是方顺南、吴革文、方跃进他们。不过，我就奇怪了，她明明是电影演员，怎么跟歌舞团来我们空城唱歌！”
魏山站起来急喊：“那算什么！那年县长去京城，送一个红包给歌妃就二十万元！他们三个人去，却抛开我，怕我知道！以后我骂他们：‘不讲义气’，他们解释说‘是去找帮忙拨款的，人越少越好。’真是扯蛋！
要我说，人家宋朝时，梁山好汉去见李师师姑娘都不要花那么的多钱。到底能从国家财政要来多少拨款，谁知道？用公款见美人！嗯！”身为政法委书记的魏山，对当时县长没有带他同去见歌妃的事耿耿于怀，每每闲聊美女，他就借题发挥，发泄不满。
施忠勇略有所思，叹气地说：“咱们说句公道话，机关干部最惨，几次演大戏，分配给机关干部的戏票的座位是最差的，钱最少，即使这样，每个单位都不够分，争票争到发生矛盾。
有一次，统战部的张副部长拿到整个系统的几张戏票，刚好上级来的客人多，就拿给客人，隔天就被台联、侨联的人骂得半死。”
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方通顺说：“这是当然的，好位置的戏票理所当然安排给上级领导和给捐资的老板！机关干部坐办公室，整天无所事事，想要好的戏票就得舍得花钱，或者自己想办法。”
好像他政法委就不是机关干部。县委曾荣宗书记、市场整顿办主任胡辉瞪他一眼。
施忠勇看着方通顺，又发话：“方主任这样讲就会引起机关地震。呵，呵呵……说句公道话，机关干部也是很苦的，大部分人就领个死工资，从月头盼到月底就领那几百元，多的领一千多元，确是不够我们吃一餐酒。
这也没有办法，工资的确太低了。我看，有的机关干部就做的半死，尤其是那些弄笔干子的，要是我就肯定坐不住。我听人家说县委办那个林主任，忙的夜里睡觉都不敢脱外衣，生怕县领导找他时没有及时到。
我还听说，档案局老方从二十岁进入档案局工作直到退休没有调过其他单位，自己也从来没有向组织要求调动，一生都献给档案事业。谁也不能把档案工作看的容易，在档案局工作的人不少是档案专业毕业的本科大学生，要做好一项工作不容易，行行出状元。”施忠勇虽是地霸，但也存在一些公道和良知。
听了施忠勇说这话时，曾荣宗、魏山、胡辉、戴高工几个人都略略点头，而心有所思。看起来这些人，虽然贪，但也是有一点正道与良心的。
市场整顿办副主任戴高工接话题说：“对啊，像我这样就忙死啦。别误会我赚了很多钱。还有啊，几场演大戏我都没有去看。跟人家凑热闹干什么！安排给我的两张票，我都送给别人。
我就想啊，演一场戏，就是一场歌舞就要价七百多万元，少的也三百多万元，太浪费了吧！那些名演员出场才唱两首歌、三首歌，就拿了三万、四万、五万元，这也太值钱了吧!”
第十二章.回忆请大戏(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