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从牛肚子里剥出了一根铁钉。那可是一桩严重的反革命案件，专案组进驻村里，将犯罪嫌疑人的目标直接对准我的爹爹，生产队的会议室变成了审讯爹的刑堂，你站在高高的凳子上，低下头，承受着工作组队员们的轮番进攻。那时，我们兄妹三个就站在门外，隔着门缝看你被批斗。妈妈从柜子里翻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毛票，偷偷地跑到邮局，给在西安当官的叔叔发了一封电报。哀求叔叔救救爹的命。
叔叔回来了，刚住了一天又匆匆地离去。阶级斗争的年月，人人自危，那样重大的案件叔叔确实爱莫能助。叔叔只对工作组说过一句话：“按照政策处理……”可是叔叔回来也不能说没有起到作用，工作组还是给了叔叔一些面子，给爹爹戴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判定爹爹赔偿七百元现金。那笔阎王债我们全家还了二十年，一直到生产队解散还没有还清。
苦涩的日子，压弯了你的腰，四十岁不到，你便愁白了头。风雪弥漫的冬夜，你被批斗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屋，带进一股凛冽的风，妈妈端一盆热水，坐在你的对面，一边搓洗你肿胀的双脚，一边默默地啜泣。你伸手拂去妈妈掉在脸颊上的头发，说：“菊花，对不起，让你跟上我，受苦”。妈妈终于拉出了哭声：“我愿意……”
平平常常的对话，我却犹如听到了一声惊雷。我知道，那是誓言，沁入心扉；那是无缝的链接，心心相印。我抬起头，看熏得黝黑的土窑墙壁上，镶嵌着两座大山，相恋中的大山在迅速地靠拢，爹爹跟妈妈的影子重叠了，豆油灯爆出一声脆响，一丝火星，在我的大脑里，永久地、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