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蒙从善药堂抓来十数包草药，在丹巴与桑杰的住处支起两个药锅。然后让桑杰把其他人叫进这屋，就燃上火，煎起药来。
两个女藏人并没过来，不只是因为她们身子更虚弱一些，而且是这些藏人都不愿让格桑小姐再出意外。只有他们先试一下，才能完全放心。
刘文蒙何尝想不到这点，因此一边煎药一边告诉桑杰，他们身上中了一种毒气，这种毒气不服药还好，两天就会消失；但如果服了药，则会加剧这种毒素，使人一直无力至死。现在嗅到的药气，只是清除他们屋子及衣服上上残留的毒气，等一会再喝汤药，就会解除全身的毒素。只要静下心来，病很快就会好的。
桑杰断断续续把他的话用藏语转给其他三人，而此时刘文蒙又在另一间屋内支起药锅，清除毒气。
药煎好后，四人喝过汤药，再吃些刘文芝送来的米粥，四个藏人不再呕吐。
为首的僧人丹巴勉强支撑起虚弱的身体，双手给刘文蒙献上洁白的哈达，嘴里说了一句藏语。
桑杰翻译道：“尊敬的先生，您是我们藏民永远的朋友！请您救救格桑小姐。”
刘文蒙接过哈达后也学样向丹巴鞠了一躬，对桑杰说：“感谢你们的信任，你同我一起过去给她治病。”
格桑和她的仆人梅朵病的很重，她们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刘文蒙煎好药，然后叫来大姐刘文芝对她说了几句话，刘文芝点头答应。然后刘文蒙叫过桑杰，对他说了，见跟在桑杰后面的丹巴答应，就把格桑和梅朵接到了孙府里。
刘永庆和刘永贺等在家里，见刘文蒙回来，问了问情况。
刘文蒙简单叙述一下。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六人所得怪病出自青面狐赵铁友之手，他悄无声息地在他们饮食中下了毒。虽然并不是要毒死他们，但用意是阻止他们到刘家查阿伊诺的东西。如果不是他事先告诉过刘文蒙，他根本无从去救治他们。
刘文蒙犹豫了许久，最后问伯父：“阿伊诺的东西能让我看看吗？”
刘永庆和刘永贺相互瞧了一眼，点了点头。然后就带着他来到家中最偏僻的柴房。刘永贺站在外面，刘永庆招呼刘文蒙进了屋内。
刘永庆在一壁墙边停下，掏出一把小刀在壁根处挖了许久，掏出几块方砖，然后伸手从里面托出一个红布包裹的东西。刘永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这才一层层解开，里面露出一个乌木雕花的方盒。他小心地打开方盒上的四道暗锁，盒盖自动弹开，里面是一个黄绸包着的东西。
不看则已，一看，刘文蒙也呆着了。伯父和父亲几十年护着的东西，竟然是一尊玉玺。再仔细看看，这枚玉玺竟然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因为其三角为玉一角为金。这始于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婴年幼，玉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
刘文蒙知道，传国玺是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取材于“和氏之璧”。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体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此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印，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一千余年，百姓累受其害，十室九空。到北宋徽宗后，增刻十方印玺，但南宋灭亡后，真正传国玉玺失落无寻。元之后到大明的玉玺均不是正宗的传国玉玺，只是以假代真。
刘文蒙看着玉玺，这才明白伯父与父亲为什么要远离家乡，不肯把东西还给阿伊诺或给林大威，原来两个老人保护着中华的国宝，不愿让它流落异域或落入野心勃勃的人之手，再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他跪在地上，向伯父重重磕了三个头。刘永庆并不拦他，重新把玉玺封好藏下，与他一起走出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