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种放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是很无奈，只见他笑着开口说道：“哎，皇上对于我的怀疑我能理解，毕竟我长时间镇守边界又手握兵权，阻挠辽军南下之路，如今这次我也是面临抉择，如果这次我惧怕这些东西，我种放又怎么可能成为区区男子汉，这次就算是辽军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长安城阻止辽军的侵略的野心。”
这个时候所有将士瞬间被带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大帅能够起到作用，这是对全军将士最好的激励，再加上自己如今国家的军力虽然在长安主动出击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成果却比以前大的多，在历史上的一句话叫做一将不成累死三军，将军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将领种放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对于猜忌没有那么重。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控制政权的筹码，古今中外皆然，从这一点出发，皇帝本人是必须要掌握军队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当了，分分钟成傀儡甚至灭族。
矛盾的地方在于，整个国家的军队很多啊，且分布在边疆重镇，皇帝一个人怎么统领？这就像官府一样，皇帝当然想自己统御万民，可是做不到，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官僚制度，经过逐级官吏传达，施行自己的意志。
军队也一样，皇帝要想掌控全国军队，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军队系统，由元帅、各级将领往下推，最后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个将领不听皇帝的了，带着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实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弊端，因为皇帝掌控军队是间接的，皇帝掌控将领，将领掌控士兵，皇帝是通过掌控将领然后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士兵不少志愿兵，而是义务兵，他们不是自愿来为皇帝抛头颅洒热血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拉来的，当兵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一个职业。
皇帝又远在京城，绝大部分士兵是没见过皇帝的，而将领近在眼前，再加上军事作战所需的士兵服从将领（这是必须的，军队内部必须保证将领的权威，不然打仗的时候将是一盘散沙），皇帝对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将领弱。
这一点，皇帝也是看得到的，为了防止将领造反，他们相出了种种方法，总的来说就两大类，一个是分离将领和士兵，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另一个则是把握住粮饷。
第一个方法很有操作难度，如果玩得不够，将领跟士兵打成一片，等于没玩；如果玩得过火了，比如统兵权与练兵权分离，这个将领练好的兵交给另一个将领去带，将领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对皇权的威胁是小了，可同样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毕竟哪个士兵会甘愿把命交给陌生的将领，打起仗来，心里总是怀疑将领的指挥，而将领对士兵不熟悉，调度起来也很麻烦。
运用这种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监军等等制度，都是为了防范造反。
第二个方法就是夺取将领发粮饷的权力，粮饷这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赋税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问题是这羊毛谁来割呢？是中央统一割好了发到士兵手上呢？还是将领自己隔了发？
在中央强势、财政充裕的时候，打死都不会把割羊毛的权力交给将领的，将领给士兵发粮饷，士兵感恩戴德，眼里就只剩下将领了，哪还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数情况下，中央又不得不将适当的财权交给武将，让将领就近征集粮饷无疑可以给朝廷省去大笔人工和运输费用，军队获得补给也更及时，打仗打得更有劲了，在财政不充裕的时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下放财权是一把双刃剑，武将统军与财政权合一，虽然可以增加军队灵活性，增强战斗力，但也会大大增加武将造反的概率，没有钱，武将造反就没有底气，有了钱，什么不敢？
历数那些比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乱，那就是因为中央下放了财权，军饷是将领发的，士兵对将领非常拥护，这才敢造反，不然像钟会，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给干掉了。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队政变（多的数不过来），推行了一场全面的弱军行动，什么以文治武、财权分离、下属限制等等，彻底灭了将领反叛的苗头，之后的朝代沿而用之，并进行改进，所以宋朝以后，武将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哗变，如苗刘兵变。
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一个又一个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世道之混乱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惊人的。
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混乱背后，是武人集团权力的极度膨胀。
而身为武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又经历过这种混乱的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心要终结掉这种混乱。
实际上，赵匡胤对武人集团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武人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军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将班底成功夺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团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他与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使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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