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自言：余就职之后，倘若未能听到逆耳的话，可能是我未说明虚心接受意见的诚意，因此让想要说话的人心存疑虑。
王沈为了鼓励有识之士直言，召集文武当众现宣布：下属城府官吏及士人百姓，如果能从乡野平民中推荐出贤明聪达的人士，从州国各地揭露斥逐奸佞的人，陈述长吏的优劣，诉说百姓的疾苦，兴利除害，改进政治举措，效果明显者，赏谷五百斛。
名士如果进言如果在某一方面深有至理，就能直指刺史得失，朝政宽猛，让为政刚柔恰到好处的人，赏谷千斛。
如果担心州府言而无信，王沈承诺可以对皎日发誓。
雍州主簿陈广钦、褚磓提出异议说：“拜读您的教令，为之感叹。刺史谨慎谦恭，早晚得不到休息，谈到逆耳的话，我们认为上有所好，下无不应。目前身边的人没有尽力规劝的言辞，远处的人没有规戒的言论，实在是为政的得失尚未显露。今如颁发教令，以示奖赏，恐怕拘谨正直的人士怕受赏而不愿进言；贪财的人为了求利而妄加举动。如果进言不当，当然不能乱赏，那么不了解真情的人不知道进言是否得当，只见到有进言却不用，会认为是奖赏是虚设而不在进言，我以为下达教令的事可缓一步。”
王沈闻言立即告诫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崇高，功劳轻微而俸禄厚重，这是贪婪的人所追求的，也是君子所不愿接受的。如果向刺史陈述至理的言论，为本州兴利除害，使被幽蔽的贤人得到显扬，像祝鱼它那样的奸佞的人得到罢黜，立德于民，受到应得的奖赏，这是君子应有的节操，怎么会有话不说呢！能够直言至理的言论，这是忠诚；向一州百姓施给恩惠，这是仁德；大功告成而谢绝奖赏，这是廉洁。兼有这三种行为的人，是明智的，为何胸怀治国大道而让邦国迷乱呢！”
褚磓又申辩说：“尧、舜、周公之所以能得到忠谏，是因为他们坦诚之心人尽皆知。冰与炭火不会说话，人们都知道冰冷炭热，因为它们有冷热的本质在。为政者如喜好忠言直谏，像冰炭那样质直自然，那么忠直的大臣会济济盈庭，逆耳的言论会不求自到。如果德行不足以比尧舜，明智不足以比周公，质不同于冰炭，虽然悬有重赏，也不能得到忠谏之言。昔日魏绛有通好戎狄的功劳，受到晋君赏赐的女乐；管仲有使齐称霸的功勋，齐桓公用上卿之对待他礼，功勋显著，然后随之以赏赐。未曾听闻有设重赏用来等待谏臣，悬挂谷帛用来求得尽言的道理。”
王沈无法驳倒褚磓的观点，也就听从了褚磓的意见。
王沈探讨善政，整理贾逵以来的法制禁令及各种举措，择其善者而施行。
为规范百姓行为，又告诫官民说：“不使年轻人学习先王之教，而期待政治教化日益兴隆，是不可能的事情。文武并用，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道。当今风俗教化衰败，不能不革除其弊端。改革时俗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鼓励学习。昔日原伯鲁不喜学习，闵马父预知他必然灭亡。将吏子弟养尊处优，若不接受教育，必然终日游玩嬉戏，毁伤风俗。”
于是州郡之士都乐于百姓之道德教化，风俗为之改变。后迁为征虏将军、持节、都督诸军事。
司马昭建立五等爵位后，封博陵侯，位置相当二等封国。成为晋国抵挡潼关邓艾的屏障。
关于王沈的功过，一时之间并无定论。
刘正倒是在兴汉山庄的会议上公开说过：“王沈不通政治，是曹氏江山的罪人。然而牧守一方百姓，有大功于天下。”
王沈也是凭借着治理华阴的功劳，一举将王家提升到了长安世家的主流家族。
这回灞桥谈判，王沈积极参与算得上是二次背叛。可是为了长安百姓，他愿意做一回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