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想了想，点头道。
“那好！”
黄宗羲精神一振道：“阳明先生主张，人欲与天理并存，这也是心学的基础，而依李司令所言，人欲随遇而变，理当居于天理之下，即人欲可灭，天理长存，与朱子主张不谋而合，可李司令推出《大义觉迷录》明显是反朱子之说，这岂不是自相矛盾？黄某……不理解啊！”
“嗯~~”
顾炎武眼里现出了赞许之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
李信却是微微笑道：“大声希声，大象无形，圣人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本无情，无所谓善恶，善恶来自于人心，人心多变，故道德多变，黄兄莫要曲解，我的意思是，因善恶标准难定，故以良知断善恶不为行，二位先别急于否认，我有几个问题先要请教。
其一，大明官场上，心学门人以良知打压对手，理直气壮，凡事给人扣上一顶道德不足的大帽子，在民间，也以良知为由，组织乡民，冲击官府，其皎皎者如何心隐、又如号称布衣宰相的张溥，这些人假借良知之名，行私欲之事，全然不顾他人指责与道德约束，世风日益败坏，未尝没有心学推波助澜，我想，此绝非阳明先生本意，我对二位也仰慕已久，望二位如实答我，心学是否如禅宗一样，正逐渐滥化，低俗化？”
“这……”
顾炎武与黄宗羲相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尴尬。
自万历以来，心学逐渐拥有了与理学相庭抗礼的根基，但是负面影响正如李信指出，非常明显，成了攻击对手的一块招牌，不分善恶对错，只要你站在我的对立面，你就是错的，是恶！
李信得势不饶人，又道：“我们再回到薜侃与阳明先生的花草之论，对于薜侃的提问，阳明先生给出了草又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的答复，既然没有善恶属性的草，妨碍到了花朵的时候，都理亦宜去、那么对于人或事，一旦妨碍到了自己，是否也该去之而已呢？
在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针对不同的声音，不是虚怀若谷，求同存异，而是简单粗暴的抹杀，那和暴君独夫有何区别？天下会乱成怎样？善恶本难界定，倘若再以有用没用、是否妨碍自己作为判断依据，两位不觉得太功利、太可怕了么？
阳明先生好歹还对这个问题有过反思，但据我观察，当下的王学门人直接以有用没用作为善恶的标准，这是彻彻底底的功利行为，与儒家仁者爱人，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何其悖也。”
顾炎武与黄宗羲现出了凝重之色。
柳如是则是眼前一亮，目中射出奇光望向李信，孙荻站李信背后，也是连连点着小脑袋。
李信继续道：“我们再来说说知行合一的问题，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并重，行解并重，诠释的是知识对道德的内化作用，这是在非常理想化状态下的对圣人的标准。
其极端化的体现，便是道德至上，用求善统摄一切，只要人是好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而人又有附炎趋势的天性，引申为只要有权有钱，他的言行就成了金科玉律，心学的良知判断，是不论真善美的区分，把一切问题归纳为善恶的价值判断。
但是人的秉性各有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要当圣人，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是应择材录用。
比如二位合适写文章，上阵打仗肯定不如我，而我乃一赳赳武夫，动刀动枪我在行，论起笔杆子，却未必如二位，这本是很简单的事实，可是从目前来看，知行合一有滥用化的趋势。
当然，我不是否定知行合一，这是圣人的标准，只能律己，不能及人，而且在立意上，心学也要高于理学，心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人心多变估计不足，心学门人又视若不见，一味的唯道德论，从道德上打击对手，结果沦为僵化的教条，以赤果果的功利主义作为行事准则，这绝非阳明先生于九泉之下所愿见之。”
顾黄二人，端作不动，面色数变，李信对于心学的指责，毫不客气，却切中时弊，大明的乱像，有相当一部分的责任要由心学承担，他们都是浸淫心学的老手，并不是不清楚，只是没有李信整理的那么系统化，也因此无从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