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了双井山，太行山之巅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往年的双井山，只有风吹的枯草泪汪汪。
孤独的石头，山鸡的吟唱。
如今的双井山，与往年不一般。
枯草没了，风绿了禾苗，雨浸了黄土沙岗。
罗松背轿顶山，听我来唱一唱。
来到了大井山，是朱老总的划界线。
界南是山，界北也是山。
往年的大井山，唯有磨刀霍霍的闪光。
顽匪的侵扰，百姓的悲凉。
如今的大井山，与往年不一般。
眼泪没了，老农笑开颜，看到了练兵场。
……
立夏过了，还没有一场透雨，根据地的人民就在嘹亮的歌声里度过了整个春天。大家的心是热乎乎的，虽然没有了湿气但人气旺盛。
根据地还让江平和宋世洪组织妇女、秧歌队，开展田间地头宣传，组织党政军民里的文化人进行诗歌创作、诗歌朗诵等活动，活跃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是党政军民忘记了灾荒给大家带来的忧愁和烦恼。
大旱了一百八十天的壶关人民，真的是历经了历史上罕有的大灾荒，天灾人灾横行。在国民党占据过的壶关南部，陵川、高平、晋城等地，更所谓是“赤地千里，民有饥色，野有饿孚，哀鸣遍地，嗷嗷待哺，白骨堆集”。就像壶关河郊沟还有父吃子肉的现象，陵川大地还有无人之区。
在这大灾荒之年，在中国共产***下的壶关抗日政府，除领导人民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外，党、政机关本身也以身作则节衣缩食，进行生产自救运动。
中共壶关县委书记李唐，抗日县政府县长候国英，领导党、政机关全体人员，以身作则，一面工作，一面在政府驻地大井村的南山、轿顶山北坡和罗松背等地，亲自开荒种田一百一十余亩。利用旱井里的水，收粮菜万余斤。除机关自给外，还以一部分支媛了当地群众食用。县独立营在打虎岭开荒种地，主要种植山药蛋、罗卜，使党政干部、部队的同志们和群众都看到了希望。
就在粮食度荒的艰难时期，日寇在经济上也趁机对我根据地就行挤压和掠夺，为了贯彻毛主席在经济上“发展生产，调剂有无”的政策，由工商局长车轰成立了县贸易公司，商店先在店上开设，随后移到固村。商店的任务就是对敌开展经济斗争，通过收购从敌占区运进军需和民用等物资，再到山则后长治贸易货栈收购从长治县、长子县运送过来的军用民用物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送到我们的根据地。对内发展生产，调剂有无，繁荣经济，主要收购食盐、棉花、皮麻、粮食等。在收皮麻这一项，每天要收购四五十个小商小贩的商品，都是用担子跳。
在军民开荒种菜种粮时期，只要一有空闲，县长侯国英、区长周刚、财粮张树芝等干部，就到国民党顽固派县政府驻地常行村担煤，在方圆也只有那里离根据地较近。在根据地不但闹粮荒，还经常闹烧燃困难。特别是冬天，连个取暖烤手的地方都没有。利用夏天天暖之际早点积攒一点过冬的烧燃也是一件长远的大事。
周刚怕侯县长一直到常行担煤会有危险，就一直制止他，可是侯县长非去不行，他说：“我倒要看看这个马成骥对我会下什么样的手。”不过话说归说，还是打扮的让自己人也认不出来。
在担煤的途中，周刚的后生大，每担能挑一百二十斤，张树芝又比周刚的后生小一点，每担也挑一百斤，数侯县长个子小，每担只能挑八十斤。每天往返最多二次，脚上都磨起了泡，用针挑破第二天就又上路了。
许多干部劝侯县长不要再去了，他说：“四一年四二年我们过冬连一条棉裤棉衣都没有，不是也挺过来了吗，这挑挑担子活动活动筋骨比开荒还轻松自由，不挑担就开荒，总的拣一样干，脚上起的泡多了就变成了老茧，想当年我们几个人翻山越岭去延安找共产党、毛主席，那脚上的血泡可不是今天这个样，走到延安，那些泡都没有了，变成了老茧。”
侯县长只要开了话匣子就会提到上延安找共产党毛主席的事，越说越有劲，越说越高声，仿佛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境。
不料有一次，他的这些话被国民党的几个特务听到了，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马成骥，马成骥一听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啊，那个一般的人会去过延安。马成骥知道延安，那是共产党的老巢，从那里出来的人听说都有三头六臂。可是，不相信也不能不管，如不管，这些报告的小卒子以后还会向他报告吗。
虽然在马成骥看来自己在常行的时间不长了，他是壶关、平顺最早的国民党书记，从他的经验判断，这壶关的共产党眼看着一天天在壮大，壶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常行能够生存下来，主要是二十七军那些兵痞子在硬撑着，否则早就垮台了。县城日本红部都对这些共产党没有一个好的对付办法。
马成骥是个政治界的老手，他学着阎锡山那一套哲学，生存就是真理，眼看在壶关是恐怕生存不下去了，日寇的铁蹄马上就会朝他的老巢踩过来，共产党人家会搞游击，而我们这些人能干什么，鸡蛋永远也不会将石头碰破。所以，现在他一心想着自己将来的出路，不想在增添什么大的麻烦了，面对手下的汇报，他只好让他们仔细摸清那个说大话的是不是个“驴大喷”，不要兴师动众抓错人，小题大做一会。
其实，马成骥心里明白，共产党兴师动众在界北搞大生产运动，把一伙饿肚子的人都动员的开起了荒地，还有唱歌跳舞的，一般人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几个特务哪想到县长是在应付他们，他们还想着怎样在县长手里立功受奖，于是就每天隐蔽在那一条道上，按照县长的安排，再一次听听这些脚夫们是不是真的是延安来的人。
其实，上一次侯县长他们就已经发现了跟踪他们的哪几个特务，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了，即使侯县长也是先从侦察员开始的，没有个滚爬磨打的经历能走到这一步吗。
几个“脚夫”还像前几天那样照例坐在那里（上庄村）歇息，侯县长开了话匣子就给大家讲个不停，周刚领着几个干部悄悄越到那些特务的后面，很顺利的就缴了他们的枪。经过审问，他们都是当地人，是常行公安局的探子，经常在这里侦查可疑的共产党八路。
侯县长见了这些特务，让他们坐在那里，也没有给他们施加什么压力，先是问他们是那个村的，为什么给国民党卖命。
他们说是混口饭吃，听说共产党都是“共产共妻”的匪军，老巢就在延安。有一天跟踪你们这些脚夫，听到你讲延安的事情，就以为是个大人物。
于是侯县长就给他们也讲了讲延安在那里，那里是一个什么地方等等，特务们听着听着就听迷了，就像在自己家里听大爷大奶讲故事，无拘无束。
最后，侯县长让把枪都还给他们，问他们敢不敢跟这些脚夫们过过招，其中一个领头的说：“不过了不过了，刚才那一家伙，我们都领教过了，现在还不知道手里的枪是怎么没有的。”
侯县长道：“那你们走吧。”
特务们都说：“我们这就回家去，再不去常行了。”
侯县长道：“该去去吧，你们那个马成骥也快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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