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士一进西火镇，马不卸鞍，人不卸甲，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军纪严明，不占民房，驻扎在西村一座旧庙，白天身背米袋写标语，贴传单，穿着草鞋做宣传，晚上宿文庙。在牛宅大院内召开群众大会。
何长工号召全体村民，不论贫富、男女、老幼人人参加，亲自讲解我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当时，西火镇龙蛇混杂，人来人往，有外地逃难的，有京津沪进步青年，有冀豫两省灾民，成百上千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还组织了东北逃难者控诉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罪行和人民所遭受的悲惨遭遇。
红军号召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富人要讲良心开仓放粮，赈济饥民。红军还上门向富户打借条，借钱、借粮，逼那些顽固富户就范。红军还进商店，动员商户架锅做饭，无偿让街头难民填饱肚子渡难关……何长工趁热打铁，向广大群众宣讲实施“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重要性，重申“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的抗日主张。还郑重承诺，红军今天打下的借条，等打败日本鬼子后一定加倍偿还。几户顽固富户也站出来表示一致抗日，开仓献粮。
特别是在扩大红军队伍大会上，热血青年们争相报名，妻送郎、父送子，热烈场景十分动人，当场报名者有西火镇的郭成则、张宝秀、平来富、大小张友林兄弟，还有在卢沟桥事变前从东北、河南逃难到此的难民，以及来自北京的进步青年等，共40余人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七年春，一支以白队长为首的红军抗日宣传队共7人，秘密来到荫城镇，申斗金受命首先与白队长取得了联系，尔后，将白队长以经商为名秘密安排在荫城镇，其余队员分散在周边县城的村庄，为支持配合白队长的工作，申斗金把常驻西火镇的交通员张孝臣介绍给白队长，以催交铁货为名配合宣传队在西火一带开展活动，根据宣传队深入壶关、陵川开展工作的需要，申斗金亲自把张德善（壶关五集村人）的名字由张安书改为张德善交给宣传队当向导配合工作，红军宣传队很快地在长治、陵川、壶关等地扎下了根。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军宣传队改名为八路军抗日宣传队，他们公开地配合地方组织牺盟会，开展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全民抗日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建工作团从太岳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仁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一行到达长治（市），申斗金受命提供情况，秘密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工作团与晋东南第五专员公署负责人（兼长治县县长）续济川商谈开展统一战线全民抗战工作。此间，申斗金领导的地下党和交通网络，配合抗日宣传团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聂士庆（朔州人），担任长治县县长，是阎锡山的铁军骨干。当八路军工作团到长治时，聂士庆就百般阻挠，国共双方正在举行会谈时，聂士庆就冲进去向续济川慌说：“了不得啦，满街都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共产党要翻天了！”后来，聂士庆还以续济川私人代表名义，到各地传播谣言，千方百计阻挠民众加入抗日革命队伍。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路军宣传队在六分校把民众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游击队，聂士庆知道后，即带武装包围了六分校，缴了枪，让长治县警察局与六分队的游击队合并起来，他担任了司令，掌控了政权军权，他却不敢与日军叫板，反而与潞安府大豪绅裴宝堂相互勾结，消极抗日，欺压百姓，干尽坏事，甚至在国难民困交加之际，他还不忘讲排场，耍排头，在城里坐四抬轿，下乡要乘八台轿，贪图享乐。地下党组织建立开始，除把斗争矛头瞄准日伪外，另一斗争对象就是聂士庆这一反动势力。
大豪绅裴宝堂，1904年在日本留学，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阎锡山相识交好，民国初年，裴宝堂回国任山西督军府秘书，后来回长治任教。1916年经商，依托阎锡山成了上党首富，不久，阎锡山委任其山西省盐务总局局长，在长治、长子、高平县城和西火镇开设了盐务分局，日寇入侵后，充当长治维持会会长。他暗中勾结省、县反动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并散布谣言，制造恐慌，闹得民怨沸腾，人心不宁。
申斗金协作白队长，派张德善等地下工作者和宣传队员带领一伙当地爱国青年与愤怒的群众先在他的盐务分局门前不断高喊“一切为了抗日，团结一致，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给他造成舆论上的压力，接着关闭了他的盐店，并打开盐仓将盐全部没收，廉价卖给当地民众，剩余部分运往外地售给百姓，将售盐款全部支援了抗日事业。
我八路军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培养骨干力量，在长治建立民族革命大学六分校（今长治市二中校址），申斗金随白队长在壶关家乡亲自动员了17名进步青年参加了决死队，受到了壶关县县长张恒业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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