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伙子名叫程高松，秦庄村人，是我地下交通员，日寇侵占壶关时，参加了日伪警备队，分管发放“良民证”，十二月事变前，许多共产党、游击队员等抗日将士出入壶关都是他给发放的“良民证”，为我党提供了很多方便，十二月事变后，虽然党组织分散隐蔽起来，可是他没有跟党组织中断联系，时时刻刻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如今，日寇强迫各村成立了“维持会”，汉奸特务防不胜防，即使你还不知道的事，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特务就知道了。就像前些时在晋庄东面成立了武工队，他这个交通员还不知道，日寇就知道了。就在昨天，他听小记喃喃说：‘今年又过不好元宵节了，还剿他妈武工队，替——替杨笃宽队长报仇。’他跟小记早先只是认识，自从小记当上了副队长，他就努力跟小记接近，这也是他的份内工作，再说一个副队长总比一个普通兵要知道的多。
程高松急忙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打入伪县公署教育科北河村的陈忠悌，陈忠悌跟吴树修都是一块进入抗日县政府的，因他一直做文职，抗日团体退出县城时，他就留了下来，自始至终跟吴树修保持联系。
听了程高松的汇报，陈忠悌确认这件事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好歹程高松是听申小记说的，不管他们何时出动，出动多少人去围剿我武工队都不需要再去深究，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设法通知武工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迅速转移，因为日顽合流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反复清剿，他是深有体会的。
听了小记的话，程高松急忙接茬道：“就是吧，申队长你是个大忙人了，再说大正月又要去剿灭武工队，这过年还有啥意思呀，送点东西也是队长的一份心意吗。”程高松故意把剿灭武工队这句话说的很高声，这也是故意让申保菊听的，陈忠悌告诉他申小记的媳妇申保菊就是我们的交通员时，他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办法，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等小记跟那个程高松走后已经是五更天了，申保菊没敢耽搁，挂上门一溜烟就跑去武工队报信，因为她确定了那个跟小记一起来的程高松一定就是来报信的，最后临走时他还故意跟她说：“嫂子快歇吧，队长得走呀，今晚有要紧事等着。”他把“要紧事”这句话的语气故意加重了，她知道这里对她包涵着那是一种暗示。
到了井则口村外申保菊发觉情况不对，有些个土里土气的人在通往牛居的路上来回走动，她决定不进牛居村，而是径直朝小南清村姥姥家走去，她怕被那些来回走动的特务盯上就坏事了。申保菊在申保顺躲进洪掌村隐蔽的时候就告诉了她的姥姥家，也是预防平时有个事多个照应，想不到在无意中成了他们的联络点。见到外公，申保菊问他这几天见保顺了没有，外公说他知道保顺他们在那，前几天还在他这里住了一天。申保菊让他找到保顺，说有要事。
一个多时辰，外公把申保顺找了回来，申保菊就把昨晚的事告诉了他，临走时她还把小记昨晚给她送来的一纸包熟肉给了他。申保顺不敢耽搁，告别了申保菊就去找领导汇报去了。
就在正月十七晚上，住县城的日伪一百多人包围了牛居村，敌人主要是冲吴树修来的，有汉奸透漏吴树修的老婆就是牛居娘家，近几天牛居来的陌生人不少。特务汉奸都知道吴树修是明明白白的共产党大官，抓到了会得到不少好处。结果扑空了，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二月下旬，县领导和武工队就在平顺县东坡村进行了隐蔽整训。
部分人物简介
吕文龙（1921——），男，1938年参加革命，担任村儿童团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二区委员游击队队长区武委会主任。
王新友（1923——），男，1940年担任黎岭村民兵指导员，1943——1944年，担任县武委会干事秘书、三区武委会主任。
张小娃（1914—1940），男，壶关县东崇贤村人，民兵队长，1940年在东崇贤村牺牲。
程高松（1923.9——1992）男，1939年，担任中共地下交通员，日寇侵占壶关时，公开身份为警备队，管发放“良民证”的文职警官，许多共产党、游击队员等抗日将士出入壶关都是他给发放的“良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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