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就有人外出打工，到了读初中的时候，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就算是在秋收季节，村子里也难得见一个正当年的男劳力，在地里忙着的，不是老人，就是在家看孩子的妇女。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有很多人读到初中毕业就不再愿意上学，而是要去打工挣钱。
在我家，父亲常年在外跑长途车，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母亲刚强而又勤劳，和别的家长不同，她特别看重读书，非常不赞成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常听母亲说，往前十年二十年，村子里上学读书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村东头的你柳林风伯伯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博士，现在人家在大学当教授呢；还有你柳道公伯伯的两个儿子，一个研究生毕业在市里教高中呢，一个在读着博士，听他们娘说，他俩在帮她烧火做饭时还拿着书看呢。母亲要我以村子里仅有的三个研究生为榜样，不能早早就辍学到流水线上当工人。
按年龄，我那个时候正好该是叛逆期。可是，叛逆期在我身上几乎就没什么表现，对于母亲的话，我尤其能听到心里去。每天按时上下学，认真写作业，我知道，我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被分到九班的，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号，我应该做班里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学习上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竟然是老师的水平不过关。
正式上课以来，我们才在课堂上逐一地见了各科的老师。教英语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老师，在第一节英语课上，当她穿一身粉红色的连衣裙，踩一双白色的高跟鞋走进教室的时候，全班不约而同地发出“啊”的感叹声。她说，她今年刚毕业，希望能把大家的英语教好，她笑起来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大家都认为，人长得漂亮，课一定会教得好吧。大家都想接近英语老师，为了当她的课代表，我后桌周建伟和刘静两个人还闹了别扭，最后“好男不跟女斗”，周建伟退出竞争，刘静如愿以偿的成了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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