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门前发生的事情早已传遍天下，实学派对心学派取得了一次大胜——错非申用懋当时站出来据理力争，恐怕心学派已经大败亏输，陆王心学业只能彻底沦为乡下野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沈一贯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
其实当孔庙事件传到南京之时，沈一贯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觉得实学、心学之争已经再无悬念，实学派取得了彻底胜利。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反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为自己带来了一些好处。
孔庙事件对心学派的打击确实很大，但一来皇上和实学派似乎都满足于将心学派打残而不是打死，以至于在政治定性上虽然说得极其严厉，可事实上并没有具体针对多少心学派官员下狠手。
甚至应该说，皇上和高务实根本就没有对具体某个人动手。现在的情况是，所有心学派官员虽然都人心惶惶，可是他们屁股底下的位置却都还稳稳当当的坐着。
换句话说，精神影响很大，实力影响全无。而这，就反而给他沈一贯带来好处了。
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突破，而团结内部却又往往又需要一些外力压迫，这真是极其有趣的道理和历史实践，辩证论永不过时。
现如今的心学派早已算不上什么坚固堡垒，甚至他们作为一个集团而言从来都不怎么坚固(前几章有过专门的分析描述)。以前心学派看似强大，那是因为信徒众多，所以有过一段声势浩大的时期。
可是仔细看看呢？徐阶因为苛待高拱而被先帝放归，申时行因为无力御下而被高务实取代，心学派不是没有拿到过名义上的文官最高权力，可是每一次都没能斗过高家伯侄为代表的实学派……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沈一贯觉得，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心学派从来没有团结起来。
徐阶当政那会儿，他清高自诩，罗织的党羽几乎仅限于言路，玩的是一套悄咪咪隐藏实力，关键时刻打击主要对手的套路，却忘了拉拢言路的同时往往就得罪了更多的行政官员——言路就是监督行政的嘛！
于是，一旦他试探着用向皇帝请辞为自己争夺更多话语权时，皇帝一旦顺水推舟，他就没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人数最多的行政官员上疏请皇帝挽留，给皇帝形成压力。
于是，徐阶只能告老还乡，继而还被高拱不轻不重地打击了一波，退了许多到手的田产出去。幸亏高拱还算讲究，见“前线大将”不依不饶要求继续调查，干脆把人调走，给徐阶留了最后一丝颜面和依旧足够丰裕的财产来“养老”。
到了申时行当政，又是另一番景象。高务实似乎并不喜欢用常见的党争手段来对付对手，极少主动安排手下人去弹劾心学派官员，而是热衷于通过实际能力向皇帝展现实学与心学之间的差别。
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向皇帝证明：我实学派的特点就是能办成事，只要皇上交代下来的差事，我们都能顺利完成，甚至超额完成。
他不主动打击心学派，只是不断成事，而这就偏偏让心学派忌惮，怕他不断累积巨大声望，于是不得不想办法破坏他想做成的事——可这就陷入了另一个悖论：他高务实要做的事本就是皇上想做的，那你破坏高务实的计划，本质上就是违逆圣意。
于是这样的事发生越多，皇帝对心学派的不满就愈加累积，一旦出现某种对心学派不利的事件，需要“负领导责任”的重臣按例上疏请辞，皇帝干脆就顺势应允——申时行不就是这样下台的么？
所以在沈一贯看来，高务实比高拱更难对付。高拱确实也很厉害，但他的行事方法总归还是在正常的官场套路当中，是有迹可循、有招可破的。
高务实更难对付的一点就在于，他始终让自己和皇帝的立场保持一致——或者反过来说，他始终能让皇帝和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
这就麻烦了。皇帝本是最高仲裁者，理论上应该在两派斗争中不偏不倚，可高务实总能拉着皇帝和他站在一起，那心学派还怎么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不是他们心学派擅长的活啊！
现在孔庙事件爆发，心学派内部人心惶惶，眼瞅着心学派的两位阁老之中赵志皋实际上已经跪了，唯一的指望就只剩一个沈一贯，心学官员们无论原先是谁人门下，现如今都只能来投他沈一贯沈阁老。
自孔庙事件爆发以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沈一贯收到的私函已经高达百余封——注意，这还只是有资格给他写信的人写来，许多低级官员压根投诚无门。不过这倒不是什么大事，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允许无序的“越级联络”，所以这百余封信的主人基本上已经是心学派之中说得上话的绝大多数人。
至此，沈一贯实际上已经成为心学派官员的领袖、党魁。孔庙事件重创了心学派的声望，却捧起了沈一贯的个人威望，这可真是世事无常，祸福两面。
此次高务实、沈一贯两人的暗中交锋，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其中的凶险和复杂，却丝毫不逊色于真正的战场。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大明朝的朝堂格局，以及未来的政治走向。
不过此刻先不着急发散，因为高务实终究还是要表个态在先：“以上开支，户部并无异议，明日我便行文太仓拨付，请沈阁老知会各方接洽领取。”
沈一贯明知今日不是斗争的结果，但也觉得自己算是先下一城，拱手微微笑道：“国公爷英明果决，令人钦佩，下官代江南官绅谢过国公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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