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拥有大量的皇庄、卫所屯田和官营工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皇帝的“内帑”和藩王的产业。当然，现在由于高务实的改革，这些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不重复说明。
二是发行货币，包括贵金属铸币和纸钞。
在现代人看来这其实是铸币税，但在古代不算税收，尤其是贵金属铸币，完全没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税收特征。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公元前6世纪的吕底亚王国以及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非马里等王国，都是由政府垄断主要金银矿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大明在这方面是通过发行“大明宝钞”和挖掘银矿获得收入，宝钞成为废纸之后就只剩下挖矿。现在高务实以明联储的银票“夺舍”了大明宝钞，而矿场则开始允许自由买卖——但不包括金、银两种贵金属矿。高务实争取到的是铜矿自由买卖，因为这年头造炮还要铜。
三是通过罚款、抄家、战争掠夺、战争赔款等途径得到的收入。
这些收入具有不固定性，也从未被视为税收，通常是一个新兴封建皇朝建立前和建立初期的主要收入。这方面明代有令人闻风丧胆的厂卫抄家，有著名的谚语——“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当然后来的鞑清和大顺政权也都是主要靠战争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
四是通过“卖官”、“卖地”等途径取得的收入。
“卖官”在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经常也是合法的；“卖地”在中国古代反倒很罕见，但在现代已经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明朝原本几乎没有“卖地”，但公开“卖官”(不一定有职务，比如卖监生身份)，还有完整的制度。
高务实带来的改变则是让大明的一部分有钱人懂得投资“地产”了，例如京华要开新港口，现在就已经有人懂得提前在港口周边囤地；京华要在某地开矿，周边也会有人囤地……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大家跟着京华当年自家搞配套开发学来的。
五是来自国内外的借款，这个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但在欧洲比较常见。
封建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来说，既然国家是君主私有的，地方政权是贵族领主私有的，那么君主与领主的生活费和日常行政开支自然应该从他们的私有产业里支取。
至于经济建设与打仗，既然已经让臣民自带口粮、工具和武器装备“免费”替君主干活和服兵役，理论上君主也不需要花钱支出什么。
此外，君主还可以通过铸币税、战争掠夺、“卖官”等多种途径取得大笔财富补贴财政。因此，按照封建社会的经济状态和道德，君主向臣民大量征税就显得不合理、不道德了。
在欧洲中世纪，当时的常识是“国王应靠自己活”，“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认原则。这意味着在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中，国王和领主应该主要依靠自己领地的收入为生，封建国家应该主要依靠封建主的私有收入支付日常财政开支。
至少到13世纪末之前，国王领地的收入仍占欧洲王室收入与欧洲封建国家财政开支的绝大部分。中世纪人普遍认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不应建立在对臣民征税的基础上，税收曾被视作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
不过随着中央集权的出现、官僚队伍与常备军的膨胀、公共支出的日益上涨，光靠国王的“私有收入”已经不够养活政府了。于是，封建国家的财政从“国王靠自己活”向“国王靠臣民活”转变，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参阅《中世纪收入与赋税征收》《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税收》。
但即使是到了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主要靠税收解决军费问题，主要军费来源是“卖地”、借债、滥发纸币、对外军事侵略等等。
而在中国，由于早在秦代就进入了中央集权时代，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职业官僚体系和常备军，因此中国很早就让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和劳役税)、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征收资产税和土地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征收土地税)。
可见从发展来看，中国早期税收是以粮食、布匹为主的各种物资，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改为上缴货币。中国的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就是在从明代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开始的。
对中国这种大一统皇朝来说，徭役和税收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政权动员力的两大支柱。自耕农是中国封建政权徭役、兵役、税收的主要来源，一旦自耕农大量破产，国家动员力就基本完蛋了，通常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所以为了确保自耕农不会大量破产，中国很多朝代都提倡“轻徭薄赋”，相应的，征收重税也就成了不道德的行为。
道理说清楚了，那么根据封建社会“国家动员力等于徭役加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公式，对照来看一下大明的财政与动员体系，就知道历史上的明朝是如何走向崩溃的，同时也能知道高务实的出现究竟改变了什么，以及他还需要再改变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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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今年?多久?”的打赏支持，谢谢！
PS：一家三口全部流感，小伙子打过疫苗，第二天就好了，我们夫妻俩现在全是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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