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是有明确记载的。
要知道，宋朝可没有大规模军屯存在，结果宋朝的农税收入也仅比明朝略低一点，而商税上呢？宋朝的商税比农税多出两倍多，反观明朝的商税嘛……不能说勃勃生机万物竟发，只能说微乎其微聊胜于无。
据后世保存下来的民间笔记记载，有松江布商孙克功贩布去北京，一路上要经过几十个关卡，每个关卡都有伸手要钱的人。一路上交税的额度数倍于货值，于是最后他只能高价贩布。
然而问题在于，彼时北京本地的布匹生意大部分是宫中太监私偷宫廷布匹外卖，成本极低，正规商人根本竞争不了，最后这位孙老板只能托庇于贵戚，开始做起了走私——因为托庇贵戚之后，吃拿卡要的人就少多了，甚至于基本没有。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也就能解释京华早期为何崛起得那么迅猛了。京华的东家高务实是当时首辅高拱的侄儿，后两任首辅则一个是他的老师，一个是他的大舅。同时，他的合作伙伴不是公爷就是侯爷，再不济都是个伯爷，而且这些人还全是靖难系的，不是南京那批闲散勋贵。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阎王还是小鬼，有哪个能如此不长眼，吃拿卡要敢找到京华头上去？没了这批巨大的隐形支出，京华在商业上的竞争力自然不必多说。
同样的，这也就解释了当初高务实为什么坚持认为那帮勋贵虽然看似屁用没有，但却仍然要列为他第一批需要拉拢的盟友。
或许人家能力的确不咋地，可是这个世道从来不是光凭能力就能混得明白的。还是那句话，没后台的妖怪都被一棒打死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主人带回去继续逍遥自在了。
西游记？大明官场现形记罢了。
只不过高务实出身好，这种龌龊事根本碰不到他而已——当然，他碰到的是另一些。
总而言之，对比宋明两朝，基本就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那些关抄收税的胥吏们具体收了多少？收到哪去了？进了什么账？只有天知道。
真该好好表扬一下大明的胥吏，他们没有拿朝廷一文钱的俸禄，却始终任劳任怨，不跳槽、不跑路，安安心心的为大明朝——包括后来又为鞑清——收了好几百年的税。不得不说，这种枵腹从公的精神着实是……难以形容。
既然说到胥吏，干脆再多说两句。后世搞明史研究的人经常抱怨说明朝三班衙役的数量没法统计，这当然是事实，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编制，能统计出来才怪。
而且，大明朝大部分的胥吏其实连所谓的“三班衙役”都不是，他们只是“帮闲”，乃是官员(和太监)“自掏腰包”雇佣的编外人员——刚才高务实提到过。
这些人的实际数量恐怕十倍于三班衙役都不止。正是由于这伙人的存在，所以大明朝的赋税虽然从朝廷层面而言定得很低，但到了各个地方，实际上一点都不轻，要真是轻的话，也不会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本书前文曾经提到过明朝实际人口可能超过两亿，但有人表示不对，因为从史载来看只有五千多万。嗯……所以明朝两百年内地无大战，这人口居然和建国时期几乎一点没差？
实际是，朱元璋时代搞出的黄册与鱼鳞图册自从锁在南京那小岛上之后长期没人管，后来都差不多烂掉了，而之后的皇帝们没人有兴趣再搞一次全国普查——皇帝想搞也没用，官员们不会答应——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朝廷公布的全国人口永远就在洪武标准上下浮动一点点。
注意，只能浮动一点点，绝对不能太多，而且是各省的人口变动都只能浮动一点点，因为一旦变化太多，那就要担心皇帝想起这茬之后可能调整税收了——这可万万使不得。
所以实际情况是，明朝实际人口至少应该是两倍于宋朝，但户籍人口不如宋朝户籍人口多，在册田亩也不如宋朝在册田亩多，至于隐户隐田，飞洒诡寄之类的破事则多的没法算。
按道理来说，明朝农税税基明明比宋朝低呀，可实际上，明朝农税在实际征收中比宋朝多……提高税率，压榨农民的本事，明朝的朝廷虽然没有，但明朝的官员、胥吏不仅有，而且大大的有。
所以，也不要再说什么明朝农民负担比宋朝轻了。人家宋朝的农税是小头，还有商税这个十全大补丸，而明朝上上下下几百万的皇室后代当时都指着农税过日子呢。要不是高务实前些年靠着自己的威望以及朱翊钧缺钱打仗，硬生生搞定了开藩禁这档子事，现在户部即便收了权，照样很多时候都一样要捉襟见肘。
所以高务实一贯认为，中央财政收入低，和赋税的基本税率高低关系并不大，关系大的是国家征税的执行层面，以及征收之后的审计监察层面。这就是他要为户部培养那么多懂财务的专业人员，以及单独设立审计署的原因所在。
至于说现在高务实提出要通过“三等制外爵”再次给官员提俸……这就要了解他的一贯为人了：先给了好处，接下去让你们干活才好开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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