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显然，这个说法只是明面上的，真正要看清郑和下西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不得不从永乐朝时期的国内国际形势谈起。
首先要说下永乐时期作出的几桩大事所需的开支问题。
朱棣继位之初，除了安定国内人，稳固统治基础外，边境也面临着棘的问题，北的北元蒙古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不时地侵袭国境，南交趾郡也有脱离明朝统治的想法。
于是，为了进步彰显自的正统性，永乐三年永乐年，朱棣先后五次亲征蒙古，每次都出动多万兵马。
此外，又派成国公朱能、英国公张辅四次南征安南；着迁都北京，征调匠、民夫上百万人扩建修建紫禁城，大修武当，尊崇真武大帝等等。
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钱粮面来源于国库，另面则来源于皇帝的内库，没有够的收来源是法有效支撑这些政绩的。
其次建造维护庞大的郑和船队也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撑和消耗。要想完成次下西洋的动，朝廷必须为此付出巨额的财力支出，这又体现在以下几点：
是在船只建造支出面。郑和下西洋所选的远洋航船，其载重量为“五千料”——好家伙，京华的二级战列舰如“东昌”号都只有4000料，却已然是东亚海上的巨无霸了，那么五千料是什么概念？那是京华还在研究定型阶段的一级战列舰的预计吨位。
郑和船队每次往往由六七艘同类型的船只组成，再加上匠人员支出、材运输成本等，建造支远洋船队的成本可谓是天文数字。
当然，因为京华纯军舰的造价其实远高于民船，所以宝船的单舰成本还是比京华军舰要低很多的。这里的造价差异之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京华军舰上价格高昂的火炮非常多，所以主要是火炮大大拉高了造价。
另外，造宝船用工多是军匠，给工钱自然比高务实名下的商业造船厂低；造宝船的木材很多事直接在军屯地砍伐，成本约等于只要运费，也比高务实拿到的低得多。
但即便如此，罗登懋著《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仍然这样写道:“这个船数多，制作细、赞大，须是支动天下三省钱粮来，才够”。
所以高务实现在的船能卖这么贵，一来是成本的确比朱棣高得多，二来是海贸的利益的确太大，参与海贸的豪强巨富并不怕成本高点。
是采购物资成本。郑和下西洋虽然带有“宣威海外”的重要使命，但是与海外各国做意采买货物也是重要任务。为此，在船队出发之前，朝廷必须大量采购瓷器、丝绸等货物。
虽然朝廷并没有通过市场议价的式进采购，往往采取低价采买的式盘剥各类匠——这也成为日后下西洋动被人诟病的重要诱因。但是，单单采购巨额货物本身，就已经是笔巨大的开支。
三是对海外各国和随船官兵的赏赐。在远洋航中途中，郑和遵照朝廷旨意，会对承认朝贡关系的属国进封赏。如《奔堂别集》就记载了永乐三年朝廷对占城国王的赏赐：
“赏赐占城国王黄金百两，金五百两。六年，赏赐黄金百两，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匹，彩绢百匹。”
此外，由于海上航任务艰巨，时间总是长达数年，随船官兵人员损耗较大。为了激励将，在每次航归国后，皇帝还要对船队官兵进大规模的赏赐。如永乐九年就次性赐“钞万锭并彩币等”。
根据《论郑和下西洋》书中的考证，仅是低级船员，每人的赏赐就有10锭，以舰队每次出数万人的规模来计，光是银两赏赐就至少达到甚至可能超过30万锭(一锭并非只有一两)。
从上述两面可以看出，在永乐时期，大明五征蒙古，四征交趾，疏通运河并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
推下西洋花费更是笔底洞，如果朱棣只是个单纯好大喜功的皇帝，那么他的确可能做出下西洋这样的炫富之举。
但是，要考虑到下次西洋耗费的人力物力巨大，这样花钱买面的事情顶多也只会两次，不是在永乐朝连续下西洋六次之多——这已经不是好大喜功能解释的了，只能说除非朱棣是个神经病。
然而神奇的事情来了，据史料记载，虽然面临巨额开销，再考虑到郑和下西洋时“靖难之役”带来的国内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消除，可是终永乐一朝，大明朝廷的财政状况居然都没有恶化。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未尝乏。”——《明史·黄福传》
这就奇哉怪也了，在国内财源没有得到有效拓展的情况下，大明大肆花钱却没有出现财政危机？
很显然，唯合理且可信的解释，就是郑和下西洋从事的贸易活动给大明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经济利益，维系了朱棣在位期间的巨额花费。
且据陆从东主编的《静海沧桑》书初步核算，以郑和下西洋为特征的明初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给大明朝廷带来的巨大财富至少是“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万两”。
这就是高务实认为的“获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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