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固然有很多灾民，但高务实发现给南疆引进大明灾民的成本有些高，而且他还担心过多引入会削弱大明本身的实力。
但如果能从日本转移一些人去南疆，则可能有更好的统治办法。简单点说，就是人为的多创造出一个社会阶层来，让这个阶层给处于社会最高阶层的明人分担火力，做挡箭牌。
通俗点说，就是高务实已经开始设想将来把日本人当做“高丽棒子”来用。
当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日朝合并”已经有些年头了(就是吞并朝鲜)，日本在朝鲜已经培养了不少走狗，因此就从朝鲜半岛征调过来很多韩国人用于镇压中国老百姓的反抗。
但是日本人也没把他们真当自己人，因此不给他们配发武器，这一点还不如对待中国的伪军伪警。当时中国伪警好歹有一根警棍，而这些韩国人只能把家里妇女洗衣服用的洗衣棒拿出来当武器，随身带着，稍见国人不顺眼，就用棒子一顿毒打。
因此，东北的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高丽棒子，口口相传之下，“高丽棒子”逐渐成了大家骂这些为日本人卖命的韩国人的蔑称。
蔑称归蔑称，但如果双方的地位换过来，高务实就觉得应该很不错，他就很想把日本人变成南疆的“日本棒子”。
甚至他还想再玩一套“皇帝总是好人，错就错在有奸臣”的把戏，让日本人充当坏人这个合适的角色，把南疆土民的仇恨拉稳，让明人能更好的去玩社会平衡，自己却超然在外。
而日本人一旦这样做了，也就再也回不了头，只能更加老实的抱着京华的大腿，乞求能永远保持“第二阶级”的地位。
不过话虽如此，原先的归化户籍制对于日本人也同样有效，既然高务实连南疆土人中的积极、优秀分子都乐意将之归化为汉人，何况整体来说比他们应该更优秀一些的日本人呢？
霸者眼中，非我即敌；王者眼中，非敌即我。
非我即敌者，能团结身边的核心力量，披坚执锐纵横一时，但霸业终难长久，一旦出现失败，往往意味着主力重创，而后难图再起。
非敌即我者，能团结一切非主要敌手，众星捧月百鸟朝凤，落拓时有人倾囊相助，艰难中有人生死相随，厚积薄发百折不挠，其力如江河之不绝，其势如海浪之汹涌，跬步千里，终成伟业。
前者如项羽，后者似刘邦。
同许多人一样，高务实前世年轻时也以为项羽才算英雄，不愧霸王之号，但等年岁见长，方知霸王终究只是霸王，彼时彼日，惟刘邦才配得上“皇帝”之名。
大业未成之前，因为心里的一丝旧怨而将一股不小的助力弃而不用，那只是少年意气罢了。
更何况，以高务实心中的计划和对日本人民族特性的了解，他们连“脱亚入欧”的口号都喊得出来，而两宋之时，许多日本人更是把自家妻女送给旅日的宋朝商人过夜，只为了改良“品种”。
那么在归化户籍制下，这批人该有多么积极进取，以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贵的“汉人”？
[注：宋时日本人送妻女予宋朝商人改良“品种”一说，并不是我所杜撰，当时确实很常见，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原因。
日本人极其重视本家家名，而不算太重视血系。比如战国时期不少大名发现了优秀的年轻人，认为他将来能帮助本家振兴家名，往往便会收其为养子，或将女儿嫁给他(如此便成为“一门众”，可以粗浅理解为一家人)，到最后甚至把家督之位也传给他。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传承家名比传统血统更重要，乃是此时很常见的思维和现象。]
家名这种东西，在大明来说大抵便是“姓氏之门第”。振兴家名的意思，大概便是确保姓氏不变而门第提高。
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对于高务实来说简直不能更妙——我有一百种方法把这根胡萝卜花式喂给你吃！而你想要吃到这根花式喂来的胡萝卜，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不是很值得吗？
正如高务实当初设计户籍归化制的初衷一样，他不仅是要吸纳一切优秀的“被统治阶层”，还要让那个阶层始终保持对“向上”的向往。
社会底层之人没有晋升空间，乃是任何统治的大敌乃至死敌。正如历史上的大明为何明明有着亿兆子民，却居然会输给只有那点人口的女真一般，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明的军队根本没动力打仗——你再努力、再厉害，五军都督府的那几个大都督位置也永远轮不到你。
证明不了自身价值，又无法用努力来获取相应的回报，换了谁也不会有舍生忘死的战斗意志啊，当然一个个都是能混则混，一到作战便望风而逃了。
高务实的这一番解释，黄芷汀听得眼中异彩连连。
站在一旁的孟古哲哲还是头一次听自己这位名义上的夫君做这样的宏篇大论，对于她来说，这些话更是宛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她的整个世界观都仿佛在一瞬间先被颠覆，又被重塑了，真是脱胎换骨一般焕然一新。
惟独刘馨对高务实的理解更甚一筹，总体来说还挺淡定的，但其实她心里也暗暗吃惊不已。她都不知道高务实居然这么“阴”，这种做法和杀人诛心有什么区别？
把一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一批人变成自己人，却又坚持让那个民族始终存在，如此一来，那个民族岂不是相当于一个血库似的存在，其唯一的功能就是给高务实所代表的“汉人”阶层提供新鲜血液？
想到这里，刘秘书长激灵灵打了个寒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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