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皇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
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CEO、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谁代表社会？
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
用今天的话说，“礼乐”就是宪法。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政思想？礼乐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宪政制度。
“礼”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
长久以来，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增强凝聚力。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这就是“乐”的本意。
我们不能约束神，但我们需要约束人，所以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
什么是宪政？不论学术专业，简单通俗地说，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对全民提供确定性。
当孔子以仁义、以君子之道将礼教再次拔高，当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将神权与皇权绑定，中国的正统皇朝也就都成为了无限责任政府，需要为全天下负责，无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啸飓风蝗灾雪灾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现，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国有奸佞——归根结底一句话：总得有人负责！
然而高务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现状：它是个无限责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担不起无限责任，它的皇权顶多能下到县级，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绅自治。
你想“党支部建在连上”？做梦呢，大明没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它没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
高务实能完全控制京华，靠的是以经济手段为后盾、以家丁为组织骨干，所以京华在南疆哪怕有十几万大军，他也能万里迢迢的牢牢遥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个皇朝，拥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绝对大义，却只能满天下靠将领们的家丁部队充作武力核心，这是何等的病态！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会责任有效的承担起来，这个大明就始终是外强中干、一推就倒的虚伪强权。
为什么原历史上清军一入关，大明内部就实际上四分五裂，随随便便就被清军逐个击破？那时候，号称愿意“一死谢君王”的人剩下几个？
你没有承担起你的“无限责任”，你的朝臣、士绅自然也就认为对你的下场没有责任。
然而这一切的责任想要承担起来，在没有“党”作为社会组织骨干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财权维系，因此高务实只能想方设法收拢财权，无可妥协。
但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收拢财权再做其他，图们、努尔哈赤等人不断给他制造外部麻烦，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钱应战；心学派也不肯让权，他还得想方设法去和他们斗智斗勇。
真是内忧外患。
朱翊钧的这个提问，看似针对“众卿家”，其实只望向高务实一人，因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经看过。
高务实悄然叹了口气，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道：“臣方才已经听大司马说起了。”
朱翊钧听他这么说，欣然问道：“好。既然如此，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说着，顿了一顿，补充道：“努尔哈赤前次勾连图们、擅自进军哈达的账还没和他算呢。”
皇帝这话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显然是想来硬的。
申时行眼观鼻鼻观心，仿佛没听到一般。王锡爵瞥了同样不说话的高务实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尔哈赤的账好算，难点是咱们自己的账不好算……请教大司农，俸禄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户部可有余力支应辽东再启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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