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一来，海瑞就被坑了。
高拱只管政策推行是不是顺利，现在事情办妥，风声也从张居正这边放了出去，江南官员在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就想起复仇来了——当然不是对高拱，高拱圣眷太隆，他们自忖搞不定，他们的复仇是对海瑞去的。
于是紧接着海瑞就被弹劾了，不是一封两封，是雪片般的弹章从江南飞往通政司，进入司礼监，呈送穆宗案头。
接下来的剧情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海瑞上疏自辩，只不过作为外官，他不能像高务实这次谤君案一样闭门不出，工作还是得干的。
这一次海瑞的自辩，在时间上很碰巧，正好是京察期间。于是海瑞一事不烦二主，上了一道《被论自陈不职疏》，洋洋洒洒写了大几千字为自己自辩。
本来这没王锡爵什么事，因为王锡爵在这段时间里挺低调的，绝不和海瑞对着干。谁知道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海瑞因为被弹劾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细碎琐事”，牛脾气上来了，在自辩中针对一大堆琐事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举证。
这里头不小心提到了一句：“王锡爵见转北司业，抬轿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拏责三十。”
按理说，海瑞这道又自辩又请辞的疏文写了大几千字，对至少数十起诬告都作了回答，而王锡爵这里一共才二十四字，实在不算什么，以穆宗皇帝的习惯来说，搞不好都没怎么细看，根本不碍事。
然而王锡爵是何等人？他重视名声羽翼的程度比高务实更甚，自然是闻之大怒啊。
这件事说的是什么？说王锡爵由南京国子监司业升转北京国子监司业的时候，大概是觉得自己又要回京了，重用在即(升转北京这事是高拱的意思)，于是有点膨胀，“抬轿直入二司”——架子大了点。
架子大点其实不算啥，但麻烦在于中途出了点意外，“中道致害”——海瑞没写明致了什么害，但大抵应该是撞伤了人吧。于是呢，海瑞就把抬轿的轿夫抓起来打了三十板子。
放在寻常老百姓眼里，这事自然是小事，毕竟挨打的只不过是轿夫而已，王锡爵本人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可是账不是这么算的，这板子虽然打在轿夫屁股上，可在王锡爵看来无异于打在自己脸上啊！
何况你打了也就打了，这事了不起也就在当地传上一段时间，等过些时日大家也就忘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这事写进奏疏里去啊！
写进奏疏，这尼玛就在朝廷存档了啊，我王锡爵的这张脸就这么被你一巴掌抽到史册里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梁子就这么神奇的结下了。
海瑞得罪人是常有的事，他当时也没在意，事后才从旁人口中得知，不过却也没当多大个事——反正他老人家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也不差王锡爵一个。
从此之后，王锡爵再也没和海瑞有任何来往，无论公私都没有。所以，今日忽然接到王锡爵的信，海瑞自然一下子就嗅出其中的异味。
海瑞看了看信，却发现这信写得比高务实的信还要含蓄，不仅没有提往日恩怨，甚至连“南察”二字都没提。
王锡爵这封几乎没有任何油盐的信里，只有一句话颇为可疑：“江南以一隅之地而供天下近半，官绅百姓久苦苛政，百业凋敝，岂足长久？”
海瑞虽然刚直，但刚直并不是迟钝，他很快便意识到，王锡爵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在这句看起来只是泛泛而谈的寻常话里。
江南税重，这个说法放在整个大明来看的确如此，但大明本身就是赋税极轻的朝代，而且江南的定税是按照洪武年间的农业水平，尤其是粮食产量来制定的。
如今时过境迁，江南经济的主力早就不是生产粮食，而是转为养蚕制丝、造纸印刷、瓷器船舶等行业。同时，商业方面因为此前几乎没有征税而飞速发展，民间商贸极其兴盛，甚至出现了后世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情况下，非要说江南“官绅百姓久苦苛政，百业凋敝”，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凋敝？凋敝成什么样？凋敝出十里秦淮了？
你欺负我瞎啊！
不过，正如同汉弗莱爵士的名言之一，“我在说立场，与事实无关”，王锡爵这话自然也是在说立场，至于事实……那个不重要。
海瑞想明白了这一点，不禁冷笑起来：“余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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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有朋友猜到王锡爵这封信的真实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