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
在高务实看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
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只要他能不倒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自己将来继续推进隆万大改革，而不出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人亡政息，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虽然也有些独断专行，但至少他听得进劝，虽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区推进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把地方官升迁的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详见本书前文)挂钩，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导致小民受盘剥过甚，于国家稳定或有影响，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定同为考察标准后，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示需要缓行。
这才是大政治家应该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
国家大政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在家里一琢磨，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遵照执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在江南可行的，在江北未必可行；在云南可行的，在辽东未必可行。
所以但凡主持大政，既要有坚定的推进决心，又要有谨慎的推进步骤，在推行的过程中要细心耐心的发现问题、审视问题、解决问题，而绝不能是忽视问题、无视问题、掩盖问题，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挽回。
郭朴未必会用高务实这种后世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二分论”辩证思维来审视张居正，但他并非不懂张居正这种性子的人掌握大权的危害，因此才有这样的态度。
高务实忽然从郭朴这两声“张白圭”中明悟过来：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一刻也不肯耽搁地随自己回京，心里其实已经同意起复，而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张居正！
高务实顿时松了口气，虽然郭朴是为了国家大局才同意回京，但那不重要，对于高务实而言，眼下一切的重点只在一条：保高拱，抑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