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学识没问题；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没问题。历史上此人后来做到过礼部尚书，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入阁的，但他运气可能有些不佳，在万历十三年、礼部尚书任上跟内阁大佬闹了矛盾，辞官回家了。此后多年，万历还时不时派人探望他，但机会一直不好，未能起复。但不管怎么说，他既然是乙丑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少算亲高拱一派，问题不是很大。
接下来三位：沈鲤、许国、顾养谦算是高务实的熟人——上次高拱家中门生聚会就有他们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金榜，也不必过多介绍。简单地说，沈鲤和许国后来都干过阁臣，顾养谦比他们俩混得稍微差点，但也干过蓟辽总督兼朝鲜经略(当时在援朝逐倭)，终官于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后是张位。张位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谁把他弄进名单里的，想来不必多问。
不过这里要顺便说个可能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情况：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学的确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洪武、建文年间，虽然科举考试首场的七篇经义文章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却并未规定必须以程朱理学为宗，程朱传注仅是参考之一。
此外，当时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并非十分的严格。故此，士子答题时仍有一些发挥余地。永乐年间，明廷开始组织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并颁示全国，规定答题时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准则，且须“代古人语气为之”。这才真正开始钳制读书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就开始受到挑战。王阳明汲取了老庄和佛教的心性论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他广收门徒，力倡讲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阳明心学迅速传播开来。阳明心学不仅在普通士人中广为流传，而且在南北两京的官僚队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阶、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阳明心学，在京师力倡讲学，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而且使之逐渐被官学和科举接纳，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
尤其是嘉靖中后期到隆庆年间这段时间，其实阳明心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已超过程朱理学。譬如刚才提到的隆庆二年的会试，因为李春芳担任主考官，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学解经，并将《庄子》之言入文。实际上从嘉隆中期开始，唐宋派对科举考试有重要影响。其成员不仅大都推崇和信奉阳明心学，而且将心学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论中。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不提倡讲学，但其实也受到过心学的熏陶，因此高拱此前才对高务实提到他不反对王阳明当时的“真心学”，他反对的是眼下日渐务虚的“假心学”。张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认为现在的心学纯粹就是光瞎想而不做事，一点都没顾忌实际情况，知行合一完全成了空谈。
扯远了，言归正传，张位既然是李春芳选出来的进士，多半跟高拱和张居正的思路都不太相同，但李春芳毕竟是首辅，太子经筵这种大事，怎么也得塞个人进来。
最后是陈于陛。这个人选很有意思，因为他是陈以勤的亲儿子！但他资历算比较浅了，是隆庆二年戊辰科的进士，比高拱门下这几位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要晚了一科，但跟张位倒是同科。
按理说，既然李春芳、高拱甚至张居正都往太子经筵讲官里头塞了人，陈以勤塞人也不奇怪。但高务实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毕竟在他的印象中，陈以勤的问题只是有些保守，但其为人还是比较正派的，也谈不上揽权，他应该不至于这么干。
再有就是，就算陈以勤真要塞人，也犯不着塞自己的亲儿子这么明显吧？他陈阁老难道就没有门生亲信了？
所以高务实认为，这里头估计也有问题。只是眼下手头什么情报都没有，瞎猜没有意义，还得回去找三伯问一下再说。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太子经筵事，从日讲官这边看，不仅讲官本身已经是豪华配置，只怕他们身后的配置更加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