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可用，却又有所顾忌，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比一言堂反而更好一点？
可是，大明的皇权却该怎么限制呢？万一出现一个“崇祯圣君”，百官可没有什么办法能限制他啊。
况且，蒙古人有库里台大会这样从部落联盟时期就流传下来的“选君”传统，而大明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可不是这样。
自夏启废禅让，家天下思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数千年，“天下系于一人”非止一朝两朝之事，要改变谈何容易！
况且中国的政治制度又容易走极端，像欧洲那样搞出妥协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很难——君主强势则没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什么事，而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强势，那恐怕也不会有君主什么事了。
可是，走极端则表示政治体制只要出现变动，就多半要经历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高务实乐意选择的路线。
脑壳疼啊……算了，先放一放吧，我现在也还没到能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再说，这个库里台大会制度也谈不上什么完美，至少从当时元朝的政治实情来看，这个制度也一样有很多问题。
举个例子，忽必烈推行汉法期间，曾在汉人大臣的建议下，尝试建立中原王朝的储君制度，但当时库里台制度仍然与之并行不悖。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册立嫡长子真金为太子，授予皇太子宝，建立东宫，配备宫府人员。至元十六年(1279)，让皇太子参决朝政。
然而太子真金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病逝之后，忽必烈再未正式建储，只是于1293年将皇太子宝授予在漠北出镇的真金次子铁穆耳。
结果到了1294年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还是先经过库里台大会才得以继承皇位。
也就是说，忽必烈尝试建立的储君制，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前四汗时期的大汗生前指定继承人的性质一样，被指定者依然必须经过库里台大会才能继承汗位。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祖制”形成，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历代大汗、新君基本都遵循祖训旧规，不管是顺利继位，还是通过武力或政变夺得大汗—皇帝之位，都要举行由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参加的库里台大会。
这样做的后果也很严重，导致了后来汗位继承危机的频频发生。后世就有学者认为，元朝的皇位世袭制度，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库里台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仍然具有干扰世袭制的顽固力量。
世袭制在很多后人看来很是落后，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袭制也有其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
比如说像大明这样，在“谁会是下一任皇帝”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明确无误的，因为大明从来没有废过任何一个太子，也从来没有出现“大哥还在，二弟继位”这种事情，所以众臣也就不必分别站队，然后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搞出各种政变、兵变的乱子来——这就相当于把国家内耗降低到了最低。
这样一看，大明的皇帝独裁也好，蒙古的库里台选君也罢，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缺点，绝不是单纯的你好我坏，或者我好你坏就能说得清楚的。
罢了罢了，这题对于我一个区区翰林院侍读来说，现在怕是还有点超纲，还是等将来够资格了再说吧，说不定到时候会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