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肯定是最实际的，额尔德木图无法辩驳，只好道：“可大元还是亡了。”他顿了一顿，有些落寞地道：“既然老师说大元不是亡于文化，那大元为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高务实道：“《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处处体现其‘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额尔德木图诧异道：“大，也可以亡国？”
高务实道：“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始终不能确立国家最根本的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也就是你方才所说的‘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这个问题，高务实没有展开来和额尔德木图说，实际上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则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
元朝本来就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还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还有，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
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事实上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的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以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
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
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另外，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
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不过，高务实毕竟不是真的为了教额尔德木图治国，他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诉额尔德木图：中国之强，强在坚定的实行儒家制度，所以呢……你将来也应该这么办呀！
额尔德木图懂了，用力地点了点头。
高务实笑了笑，再次闭目养神起来，心中却忍不住嘟囔：儒家么……推广给你们倒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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