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都能把韩舒静的话当成了官场的金科玉律，那么现在的官场就不会有现象存在了。但是如果所有官场的人都把韩舒静的话，当成狗屁不通的官面话，那么官场比现在的情况肯定要严重的多，说不定已经是混乱不堪。只有一部分人，那怕这部分人的数量很少，坚守了信念，跟韩舒静一样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时刻挂在心上，才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不敢过分猖獗。
当然，像韩舒静这种人在官场中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恐怕也没有人能说的清楚。因为官场还存在一个权利的制衡问题。权利的制衡才是阻止一切现象最有利的武器。我们国家现在之所以现象这么严重，从根本上来讲，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些人，或者某一部分人执政的不利，或者是有些“愤青”所说的从根本上的。
相信，无论那一个政党执政，都不会希望自己马上覆亡，都不会对现象听之任之。之所以现象得不到很好的遏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制度的不完善，让某些存心不良的人有空子可钻。第二体制还不够完善，权力制衡没有能够平衡。
像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这些看上去政治比较清明的国家，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人的素质有多高。我们总不会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劣等民族吧。相反，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有着五千年的问话积淀，肯定有着比别的民族更加优秀的一面。强汉盛唐自不用说了，就连满清政府乾隆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在整个世界上都是绝对的老大。
只是在进入近代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过于温和了，民风淳朴，君王们治理的还算能够顺应民心，再加上，千百年老百姓对君王产生的天生的畏惧，所以老百姓就不愿意变革，不愿意走一条资本主义新路，不愿意把君王从神圣的宝座上推下来。这才使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慢了一步，又遇上了满清政府的穷途末日，出了嘉靖、咸丰、道光、同治等一连串的窝囊皇帝，又有慈溪太后趋炎附势、崇洋媚外、一味忍让，才造成了中国的百年屈辱史。
当然这也是封建帝制的必然后果。后继之君一代不如一代，导致天怒人怨，群起而灭之，继而产生新的君王。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体制，只是对具体的君王，准确说的官府产生了怨愤。在他们眼里，是无能的君王造就了的官府。无能这个词语是包含着同情的。他们对君王是同情的，痛恨的只有官府，更不用说对制度的推翻了。
只有一些绝世聪明的人，才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制度上的弊病，比如曹雪芹、顾炎武、梁启超。但也是隐隐约约的，不是明朗的，他们的内心尚存疑虑。这一点毋庸置疑。要不然也不会搞什么君主立宪制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官场永远是众矢之的，而对清官的渴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唯一例外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也被历史认定为是一种病态的社会。既然社会从根本上是病态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一切都只能被否定，甚至被贬斥，也就不存在好坏之分了，只能说一切都是坏的，一切都是疯狂的，连人性都是被扭曲了的。
这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不是一个人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如果用这些来衡量韩舒静的话，韩舒静的话显然有些天真。或许韩舒静自己也知道，只是在说一些官话吧。这一点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也只能是猜测，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就目前而言，王清华没有掌握x市任何一个人的事实，因此也不能下任何结论。
想到这里，王清华突然感觉眼界更宽了，对官场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明白了三个道理：一，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二，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集团；三，权利失衡的地方必然有问题。这三点认识对他今后在调查工作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午王清华在陈风那里了解了一下水库溃坝的调查情况。
陈风说：“现在调查工作几乎还没有展开，主要是因为，刚刚抓了程越，公安局那边现在情绪很大，公安干警都愿意跟检察院这边合作。说什么合作完了，连自己也被抓了，还不如现在就被抓了。”
王清华问：“赵局长是什么意思？”
陈风说：“赵局长既不发表意见，也不做行动安排。”
陈风虽然没有说的很具体，但王清华也能猜出七八分。程越是赵金明的连襟，抓了程越，赵金明肯定是意见最大的，也是最难堪的。但是作为一名公安局长，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所以就死扛着。
王清华又问：“那你们就没有给市委反应吗？”
陈风听了，鼻子哼了一下，好像有很大的不满说：“我和龙检不知道给市委反应多少回了，每次反应完要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要么是被人家顶回来，说叫韩检直接给他们反应。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市委和公安局那边穿一条裤子，都他妈的是混蛋；第二，市委衙门大，狗眼看人低。”
第八十六章 陈风(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